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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1960:那吓不倒我的,让我更强大

2019年08月07日 08:37 转载自: 秦朔朋友圈   阅读:20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1、当人们对当下的大国博弈感到疑虑不安的时候,历史往往是最好的老师。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60年7月16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决议,当天就将召回专家的照会(diplomatic note)转给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这是中苏交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苏关系为何交恶,不到十年就从“同志加兄弟”转为“观点分歧可能达到使人与人成为仇敌的程度”(赫鲁晓夫语)?现在的基本共识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冲突、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影响、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等。在各种复杂因素交织下,分歧最终变成分裂,甚至曾有滑向战争边缘的危险。

中苏的分裂,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两个国家都带来了深刻影响。

首先,美苏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斗争的实力明显减弱;

其次,在中苏对抗后,苏联不断向两国边境地区增兵,分散力量对抗“中国威胁”,加重了国力消耗,也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这是后来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再次,苏联撤走专家,撕毁经济建设合同(其中专家合同343项,科技合同257项),在1960年中国本已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而对苏联蜕变为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判断,也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党内形势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文革”爆发的诱因。

这些后果,无论如何都是悲剧性的。没有赢家。

|洛阳拖拉机制造厂的苏联专家撤走后,已安装的机器不能使用。

2、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很多学者认为影响很大。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苏联的援建项目共304项,到1960年上半年建成103项,其余仍在建设之中。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绝大部分图纸,停供了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供应和设备中的关键部件供应,使中国有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也有学者认为,因为政治原因,这种影响被夸大了,中国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自身问题所致。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援助重点放在军事工业特别是核武器研发上。苏联从中国撤走的1000多名专家,八成以上集中在国防企业及与国防有关的部委和科研机构中,还有一成多为冶金、化工和水电专家,在煤炭、石油、建设、轻工、农业及铁路运输等部门,只有极少量苏联专家,最少的1个人,最多的7个人,而在水产、粮食、纺织等部门已经没有苏联专家。

如果单就对中国军工的影响进行分析,学者的看法大致是:对中国常规武器装备的生产与发展冲击甚微;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战略尖端武器的研制;未能影响中国军事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全局工作。简单说就是有影响,但没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很难精确地计量当时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像当前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当然可以通过各种计算,看对GDP增长的拖累是0.25%还是0.75%,对就业的影响是多少万人。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面对挑战时,我们到底选择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回应,尽可能消化不利影响,并立足于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能量。

| 1960年4月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发电,新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利发电站。

3、苏联决定召回在华专家后,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停止了对中国的成套技术设备供应。中国不得不把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来源地开始转向西方。

1960年7月,聂荣臻向中央提出苏联中止技术援助后的应对措施,周恩来批示:“凡可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买不到的,应另行设法搞到。”

尽管新中国建立后和西方的关系陷入僵局,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大部分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封锁、禁运,但它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尤其在对外贸易方面。1957年5月英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不少西方国家效仿,美国也在1958年9月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放宽。对中国“全面禁运”,事实上无法做到。

而从中国的角度看,对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性也有迫切认识。毛泽东多次号召要“在技术上兴起一个革命”,他在1956年1月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1958年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他说,“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

1956年2月,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都表明,即使在中西关系总体处于冷冻期的时代,中国领导人的思维还是保持了辩证,并未走极端。

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和中国进行互动的弹性空间在客观上是存在的,因此,当苏联不再对中国进行技术援助时,中国成立了成套设备进口五人小组(方毅任组长),从1962年起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从1963年下半年到1964年,中国与日本、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厂商签订了15项成套设备进口合同,总金额达13亿美元。

1963年9月,国家科委提出引进冶金、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和新技术的66个项目,经周恩来批准,向国外派出考察组进行考察,相机询价。此后又陆续批准了7个项目。1964年,又批准引进成套设备项目63项,单项设备项目50项和购买技术资料项目70项。这些举措在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为后来与西方国家建交创造了一定条件。“两弹一星”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成就,和60年代引进西方尖端技术以及2100台国防配套用仪器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苏联停止援助,还大大激发了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勇气。大庆石油会战,开凿红旗渠,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发电,从北坡登上珠峰,都是1960年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和苏联专家并无关系,但却带动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时代精神的形成。“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中国自有一种强大的韧性和主观能动性,不可能被外来的施压所吓倒。

| 1960年4月15日,新中国第一条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我国的造船工业从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4、在苏联撤回专家的过程中,有些细节特别值得关注,耐人寻味。

第一个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毛泽东曾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苏联提供之前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苏联提出两个交换条件:在中国领土上建设用于军事的长波电台;在中国领海与中方组建联合舰队。对这两个问题,毛泽东都认为牵涉主权,未予答应。

1958年7月31日下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谈。赫鲁晓夫说,苏联的意图是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长波电台,以便需要的时候用来指挥苏联在太平洋的舰队,如果中国同意苏联通过提供贷款的方式参加电台的建设,那就更好了。电台的所有权属于中国,苏联只是要求通过协议,允许苏联使用这个电台。毛泽东则强调,中国同意建立长波电台,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苏联可以使用。赫鲁晓夫再次表示,所有权肯定是中国的,但苏联既然使用,出些钱也是应该的,可以用贷款的形式。毛泽东坚持:中国不需要贷款,如果苏联要出钱,中国就不搞了。

后来揭秘的档案显示,赫鲁晓夫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主观上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且当时双方是在“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的基调下谈军事合作,各种方案都是可以提的。赫鲁晓夫很久之后才承认,苏联的建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问题”,“触及了中国的主权”,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他曾对儿子亲口说:“当时我们有些急躁,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体化的意义”,并在回忆录中后悔地说,“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提出这个建议”。

但要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提议是情绪冲动和过度反应,也不够客观。因为此前苏联军方在一些具体合作中表露出的同盟领导者的傲慢态度,已经让中方很不舒服,埋下了后来矛盾激烈爆发的伏笔。如1955年9月苏联国防部提出,苏联飞机可进入中国领空并在中国机场降落,而事先不必通知中方,但中国飞机在本国飞行或进入苏联领空,均须事先向苏方通报,北京军区所得敌机情报也要通报给苏方;又如,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开展了军事测绘方面的各项业务,中国在此基础上绘制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苏方提出每绘制一批新图都应给他们一份,但同时却不愿意将苏联绘制的中苏边界地区军用地图交给中方,只同意提供缴获后经过改制的日本地图。对这些提议,中方都委婉拒绝。

透过这些事实可以看到,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高度敏感,而这种敏感又是和合作过程中对方是否对中国平等相待,高度相关。“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更是中国的文化。

| 1960年初开始的大庆石油会战,是我国独立自主开发建设大油田,加快石油工业发展的转折点。

5、第二个细节,发生在苏联召回在华专家之后。

苏联给中国外交部的照会中的口径是,“近来中方开始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执行不友好路线,而且在工作中粗暴地否定苏联专家的意见,使得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得不到尊重和信任。这使苏联专家感到委屈,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返回祖国的请求。”

当时中国政府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但经过认真研究,仍于7月31日向苏联递交了希望苏联改变撤回专家想法的复照。复照说,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苏联专家,让中国政府感到很诧异。中国政府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如果苏联政府仍然坚持召回全部苏联专家,中国政府将感到极大的遗憾,但也只能在保留自己意见的条件下尊重苏联政府的意见。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原本的计划是“期待中国再次向他们提出援助请求,这样他们就能够以‘强势’的一方提出条件”。但中方的复照只是一种必要的外交程序,苏联不可能立即改变决定,即便他们期待中方再次提出援助,也只能是在召回专家后,重新拟定新的谈判条件,以达到强势地位。然而,中国没有如苏联所期待的那样,在专家正式撤走后再提出援助请求,而是提出了“依靠自己力量”的口号,并在1960年秋谢绝了苏联重新派遣专家的“好意”。

由这些细节可见,苏联撤走专家的理由只是表面说辞,两国间的多重深刻矛盾注定了这一结局。而中国发出的复照表明,中国已经做好了苏联专家撤走的心理准备,并不打算哀求苏联,以获得某种仿佛是恩赐的东西,尽管这是“极大的遗憾”。从中国的复照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个大国内在的自尊心,尽管在客观上中国需要援助。

在苏联专家撤走的过程中,中方各单位举行了很多欢送会,肯定他们的工作。也有不少苏联专家表示不舍,并抓住最后的时间“想把一切知识都拧干留在这里”。这些历史细部的温暖,其实也在昭示历史演进的另一种可能,并在若干年后真的变得可能。

6、1960年过去快60年了。我们今天面对的外部世界是另一种情形。但历史还是能给我们一些有意义的启示。

60年前的中国经济环境极为艰苦,60年后在新的条件下,我们也有很多不轻松。从大国关系角度,60年前外部有赫鲁晓夫,60年后外部有特朗普。

从2018年3月起,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至今没有平息,他本人今天一推明天一推忽上忽下,让中国人已经有点疲劳,甚至只能呵呵了。

60年前全球是两大阵营对峙,但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其方向是朝向更多极。60年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都处在所谓的“VUCA时代”(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或者用中国领导人的话,是百年未遇之变局。

回顾60年前的历史,作为后人,当我们给前人画像时,他们可能是这样的:有强烈而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对于民族间的平等特别在意,哪怕在表述方式上,也不接受逆来顺受;他们不怕失去什么,敢于不屈不挠从自己做起;他们对世界保持现实主义态度,东边不亮西边亮,东边不合作就和西方合作。

这两年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经常被人引用,“那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What does not kill me, makes me stronger.)

当年中国没有被赫鲁晓夫吓倒,今天更不会被特朗普的一惊一乍所吓倒。

但如果我们希望在前人的基础上,在面对挑战时做得更好,还需要更冷静。60年前中国没有被吓倒,但由于对国内形势判断的失误,几年之后爆发了“文革”。

首先,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中美矛盾和当年的中苏对抗有很多不同。特朗普是一个美国优先主义者,他的主要着眼点放在经贸领域,他要“不吃亏”,要给选民交代,要争取选票。在一定意义上,如果当初是希拉里当选,中美矛盾未见得会变小,甚至可能会变大,因为民主党会将更多的意识形态、人权等等主题纳入进来,矛盾会更复杂。对于特朗普推来推去的东西,就当生意谈呗,与其动怒和过度联想,不如呵呵。

其次,中国已经表示,无意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地位。这和当时中苏分裂是不同的。中美之间方方面面的融合是40年形成的,是有基础的。特朗普最新提出对中国3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在听证会上被大部分美国公司和商会反对,说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效应依然存在。因此,中国应当尽最大努力,不让分歧变成分裂,而尽力调解化解。尽管贸易互补性的两国关系可能向着战略竞争型的方向演化,这可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战略竞争的方式有多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竞争最终仍是在竞合的大格局里展开。我们越是朝着哪种预期努力,哪种预期就越是容易达成。

最后,中美谈判和当初苏联向中国提出的要求也有根本不同。美国的要求不是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那一类问题,双方在不少方面是有共识的,中国自身也要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忽略了中国在主权感、尊严感、平等感方面的诉求。中国愿意解决双边存在的摩擦,结束不确定性的困扰,但决不可能按照“你命令,我执行”的文本方式达成协议。特朗普如果真想达成协议,就要吸取当年赫鲁晓夫那样的教训,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确会比想象的敏感。

至于中国自身,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激发内部活力,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改革还将继续。1960年中国强调的是自力更生,今天强调的是自主创新,同时继续加强对外合作。

所以,总体上,我们应该有一种更从容、大气、放松、自信的心态,不畏惧也不焦虑,在保有底线的基础上,坦诚推动谈判。

我们并不怕什么,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情绪的激化和大的失控。时间,和那些有远见与战略定力的人站在一起。

那吓不倒我的,让我更平静;平静之后,我会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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