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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奇迹,背后有这些奥秘

2019年07月03日 08:42 转载自: 格上财富   阅读:51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直到2013-14年的时候,除个别年份的波动,中国经济基本上始终保持着8%-10%的快速增长速度。这被称为“中国的经济奇迹”。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读完此文,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正文:

你好,我是施展。

提到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过去人们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要素价格便宜。这个解释对于80年代也许是有效的。

但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80年代高多了,发展速度却并没有下降,甚至制造业发展的速度比80年代还要更快了,而中国正是在21世纪之初,才成为“世界工厂”的。这就没法用要素价格来解释了。

有学者提出,这是因为地方领导为了晋升而竞相推动经济发展,带来了经济奇迹。但这个解释也不够。因为,并不是所有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都能像中国一样最终成功。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几乎在同一时期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世界进入到创新经济时代,带来了制造业的大规模外包;

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土地财政的改变——中国用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承接外包的能力,而且这个承接能力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水平。

1、崛起能力:完善的供应链网络

第一个变化,是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其制造业将生产流程大规模地外包。

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人类经济的一大特征是,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

“基本需求”不仅仅是指你有吃有穿,也包括随着技术和生活水平的发展,一些过去不存在的需求也会被纳入到基本需求。

比如在过去,人们对移动电话没有需求,但今天它毫无疑问成为人们的基本需求之一。

在基本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能最有效占据市场的产品,一定是流水线上生产的均质化、廉价、非常皮实耐用的大众化产品。哪个企业把这一点做到极致,它就能成为王者。

但是等到了创新经济时代,人们的需求变了,制造业的生产形态也跟着变了。过去二十年来手机行业的发展,就能看到这种变化。

在大众化产品的时代,诺基亚在流水线生产的效率上,比西门子、摩托罗拉都要做的好,就成了王者。

但是诺基亚没有想到,它在满足基本需求上做得越好,就越快地走向了终点。当你把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都满足了,你的产品又廉价又耐用,功能简单易懂,根本不会坏,人们更新换代的需求就很低,产品就无法再卖出去了。

到了这会儿,手机要还想卖得出去的话,就必须有新的、有趣的、能带来新体验的功能。

也就是说,手机领域开始进入创新经济时代,谁能够创新才能继续在这个市场上更好地活下去。诺基亚也发布了智能手机,但还是在短短几年后轰然倒塌。

我曾问过诺基亚的人,为什么会这样?他告诉我,在智能手机刚刚出现之际,诺基亚是所有手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自己完整生产线的厂商。这就意味着诺基亚的创新能力一定是被抑制的。

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诺基亚也就跟不上创新经济的步伐了。

而勇敢闯入创新经济领域的公司,必须把生产流程外包,把生产流程转型的成本全部甩给别人,这样才有可能创新。

苹果公司就是创新经济时代非常典型的一个企业。它自己完全不生产,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承包方呢?

承包方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求:

第一,它的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没效率根本接不到活儿。

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一旦高度专业化,就会锁定在特定产品上,对承包方的风险非常大,发包方的创意一变,承包方马上就会死掉。

所以又有第二个要求,就是承包方的生产过程必须有弹性,以便有能力迅速转型。

但有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但如果不专业,生产的效率就不够高,可能根本就拿不到订单。

所以,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必须同时达成。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能够承接大规模外包,就是因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弹性和效率的统一。

中国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把弹性与效率这两个要求放到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处理。

具体说来,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单个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比如,我见过一些生产拉杆天线的厂家,一个厂只生产其中的一节,这就专业化到极致了。

无数家极度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彼此之间互相配套,而且这种配套关系会不断地重组。

上游的第一个发包任务来了,供应链网络会自动地运动起来,小企业互为配套把任务完成;如果上游创意变了,第二个发包任务来了,网络会再次运动起来,自动形成新的配套关系,再把它完成。

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弹性与效率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

因此,供应链网络,是承接大规模外包的一个重要前提。

这种供应链网络要发展起来,一开始一定要有足够多的、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在同一时间成长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网络。

如果一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企业,自己先建起来了,等二十年,其他配套企业才逐渐成长起来,那第一家企业根本就活不下去。这样的建设节奏,是无法组合成一个供应链网络的。

如果这么多企业必须要在同一时期建起来,那么前提就是,必须要有很多建设得非常好的、规模很大工业开发区已经建设起来,但是里面又没有相应的工业能力进驻。

换句话说,是否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开发区等着有企业进驻。否则,供应链网络会因为基础设施不配套,物流成本过高,根本长不起来。

开发区的建设也算是广义的城市化了。这就意味着,供应链发展起来的前提是,城市化必须要先于工业化。

然而看一下经济史会发现,通常的历史节奏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而不能反过来。

因为,城市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远高于乡村,所以城市对于财政的需求远高于乡村,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发展起来,城市便支撑不了相应的财政能力,提供不了所需的公共服务。所以,通常都是工业化拉动城市化。

但是,中国偏偏就把这历史节奏给反过来了。因为1994年进行的财政制度改革,引发了土地财政,使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之前 ,先发展起来了。

2、崛起机遇:财税改革遇上世界订单

中国能够崛起成为世界工厂的第二个关键改变,恰恰就来自于中国的土地财政改革。

1994年的财政改革被称作分税制改革,在此之前中国实行的财政制度叫做包干制。财政包干制的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中央上交一定额度的财政,除了上交的部分,地方政府还能收多少钱、花多少钱,都是自己的事,中央不管。

这套财政制度对80年代的改革非常重要,因为它极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层面推动改革有阻力的时候,地方上会有各种制度创新,让中国从旧体制当中迅速突破出来。

但是中央完全没有想到,地方活力能释放得如此之大,发达地区的财政上涨如此之快,以至于从1984年开始,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

1993年,中央收入只占全国收入的大约20%。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手上也没钱。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了艰难的谈判,终于在1994年推行了分税制改革,把不同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有的税种是中央税,有的税种是地方税。

这个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就从约20%上升到差不多60%。中央从地方口袋里把钱拿走,地方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央再向下拨付,以此来确保中央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对地方官员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变化。

过去钱就在地方政府口袋里,现在得等着中央拨下来。官员晋升主要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各种投资来实现。

可是投资的决策权力,已经被中央收走了,这就刺激地方官员去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

土地财政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分税制把营业税划归地方,建筑类企业就是缴纳营业税的,而建筑业对土地有大量需求,与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都归地方,所以地方政府就开始鼓励建筑业的发展,这构成了最初意义上的土地财政。

后来地方政府又发现,可以拍卖土地使用权,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来建设开发区,开发区把土地炒熟了,周边土地升值了,可以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就变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这个过程就刺激了中国城市化的大发展,大量开发区也建设起来了。土地财政在21世纪初初见成效。

于是,中国就走出了和一般国家相反的历史节奏:城市化早于工业化。

但光有城市化,光有开发区,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会崩溃,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在只有几个县在搞土地财政的时候,大家都相信招来工业能力进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几百个上千个县都在搞土地财政,基本上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企业来进驻。

这是当时中国经济中一个非常现实的深层危险。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的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出现了。

中国的土地财政,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两个事情正好在时间上赶在一块了。

于是,中低端制造业很快就大量转移到中国来。

这时候进驻开发区的大的制造类企业,如富士康之类,对外承接上游企业的发包任务;在富士康的下游,有一批与其配套地自发成长起来数量庞大的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极为专业化地生产各种配件,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这些中小民营企业经营极其灵活,基于供应链的需求,分布式地成长,分布式地决策,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个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了,并且拉动起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原本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消弭于无形。

小 结

西方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外包的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供应链网络的存在,才有能力承接外包。

中国的土地财政的发展,刚好使城市化先于工业化发展起来了,使得供应链网络获得成长空间。土地财政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在时间上刚好重合了,中国经济于是发生了令人目眩的成长。

我们能看到,中国的经济奇迹,完全是依托于世界大势而成。

中国的经济崛起深刻地内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的转型,是同一个过程。

我们无法脱离开世界经济秩序来讨论中国问题;同样,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现实,我们也无法脱离开中国的影响力来讨论世界经济秩序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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