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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奔跑

2019年03月04日 07:41 转载自:秦朔朋友圈   阅读:54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1、2016年12月24日傍晚,一位刚上任半个月的官员花了三个小时,绕着西安城墙走了一圈,在城墙上捡了27个烟头。自此,他被西安人称为“烟头书记”。

这位名叫王永康的书记从浙江调来,之前是浙江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再之前在丽水当了五年市长和书记。2011年,他就在丽水掀起“捡烟头”的全民行动,环卫工人常看到他在街上亲自捡。

王永康在西安干了809天,最近调任黑龙江。他刚到西安时掀起了“烟头革命”、“厕所革命”和“行政效能革命”三大革命,这背后的要义是改变环境,让干部“少卖嘴、多动手”,当行动派。他还让西安电视台开了“每日聚焦”的舆论监督节目,天天暴露问题,倒逼整改。

王永康曾在宁波市科技园区干过三年,深知招商引资的重要性,一到西安就把招商引资提升为“一号工程”。不再“坐地等商”,而是从外资、民资、央资、内资到融资上市,四面出击,推动全链条招商、集群化招商,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补链、扩链、壮链、强链招商。例如,围绕三星,西安就有数百家企业。

在王永康推动下,西安抽调了100名优秀干部组建招商“特种部队”,展开有针对性、策划性的招商。他们率先向京东提出在西安落地无人机项目,在陕西建100个无人机机场,组成物流网络。这样的眼界给京东很大震撼。随后数月,通过省市区联合作战,促成了京东的投资。刘强东说:“这种服务效率我相信在全球也是首屈一指。”

王永康特别强调“店小二”精神,要求各单位一把手“千万不要在最好的岗位上打瞌睡”,他自己则秉持“事不过夜,马上办,不拖拉”的风格。有些涉及招商的急件,凌晨两三点给到,他也会批。上下一心,西安引进了比亚迪、华为、海康威视、吉利、阿里巴巴等一批区域总部级别的项目。2018年,西安GDP跨越8000亿元大关,增速居副省级城市第一。

2、和王永康在同年同月调任大城市书记的还有陈一新。他曾任浙江金华和温州的市委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当了一年专职副主任后,空降武汉,任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15个月后上调中央政法委任秘书长。

在武汉,陈一新掀起了一阵阵旋风,如百万大学生留汉、停止征收“九桥一隧一路”ETC车辆通行费、百万校友资智回汉,等等。短短两三年,武汉已引进了互联网公司“第二总部”60多家,包括小米、海康威视、科大讯飞、360、小红书、旷视科技、51talk、沪江网等等。腾讯、华为、阿里巴巴也在这里建了研发基地。

陈一新也把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他总结了“12345”的招商新路子,即党政一把手抓“一号工程”;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两手发力”;全财产链、创新链、都会功能链“三链并举”;校友队伍、企业家队伍、专业队伍、投资人队伍“四军参战”;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新民营经济招商、天下500强与环球知名外企招商、大型央企招商、科技结果转化等系列专场“五潮迭起”。

武汉大学校友雷军就是被招回去的代表。2017年2月28日,陈一新在全市招商引资大会上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忽视了武汉校友这支力量,他喊话雷军等人回来看看。4月8日,雷军在武汉市首批“招才顾问”授牌仪式上第一次见到了陈一新。

雷军说,他4月7日到武汉,“有5位区长、区委书记和我联系找我们招商。更让我感动的是,凌晨1、2点最晚航班到武汉,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杨汉军部长在机场接我。”

短短几个月,雷军7次到武汉,6月29日与武汉市政府签署合作协议,确定在东湖高新区建设小米武汉总部。雷军说:“从短短4个月、140天签约历程来看,武汉与其他城市相比,是在执行力、投资环境方面最出色的城市。”

凌晨到机场接雷军的杨汉军,55岁,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狮子”在奔跑。小米武汉总部预计2020年竣工使用,但和雷军同为仙桃老乡的杨汉军却看不到这一天了。2017年7月28日到8月6日,他为了全球引才,10天行程1.8万公里,3趟红眼航班,回武汉仍是红眼航班,没有倒时差,回家换了身干净衣服就直奔办公室。8月9日下午,他被同事发现倒在办公室地板上,心源性猝死,再也没有醒来。

陈一新在武汉提出要用好“狮子型”和“老黄牛型”两类干部。“狮子型”干部的“画像”是:忠诚干净、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打敢拼、敢于担当,克难攻坚能力足,抓铁有痕,工作落实力度大。正是一批“狮子型”干部的拼命奔跑,武汉的面貌才让外界耳目一新。

3、2015年10月秦朔朋友圈创办后,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到各地调研、采访。我感到,这些年各级干部的问责压力很大,从政治纪律到请示汇报到生活规范,多了不少紧箍咒,“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责任很重,没有以前那么舒服。我也发现,一些干部的心态是千万不要犯错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但我同样看到很多官员在拼,而且不是一般地拼。有的领导对我说:“每年年初,都觉得任务定得太高了,完不成,但一年干下来,又总能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当陈一新、王永康调离后,市民发自内心地不舍,网上一片惋惜声。

去年我到济南参加一场政府主办的论坛,听说我来自上海,好几位官员都充满敬意地谈到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王文涛,他是上海出去的干部,也曾担任过昆明市长、南昌市委书记。2015年3月,在原济南市委书记王敏接受调查、市委书记空缺99天后,50岁的王文涛出任济南市委书记。据说在他之前,30多年来济南市委书记均由省内提任。

王文涛在南昌时经常骑自行车深入大街小巷。过去南昌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乱,比如交通乱变道、乱摁喇叭、乱穿马路。王文涛骑自行车就是为了“像在毛细血管里游走,感受城市的脉动”,然后寻找解决方法。在他调任济南的前一个月,南昌当选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

我问济南的干部,王文涛的最大贡献是什么?他们说,是通过向北跨过黄河发展的决策,拉开了济南的骨架,增强了未来的想象力。通过高新区扩容、章丘撤市设区等举措,济南北跨东延,携河发展,要在黄河沿岸规划建设上千平方公里的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从大明湖时代进入黄河时代”。

2017年11月,济南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几个月后,王文涛调任黑龙江任省长。他在高铁上写给同事的告别信中说:“我亲吻济南地图,这近8000平方公里的济南版图,就像一张拉满弦的弓,充满了蓄势待发的无穷力量,又展现着义无反顾的执着追求。”

4、王文涛、陈一新、王永康,这些干部都是空降兵,都有过在发达地区主政一方的经验,他们到中西部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降维出击”,效果十分明显。而在江浙沪、北京和广东等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营商环境,一把手也重要,但不太会像他们干的那么政绩斐然。市一级是一盘棋,容易体现“一声令下”的效果,而省一级是各个市县的组合,差异大,上上下下的协调性不如一市之内。这是在观察官员政绩时要平衡考虑的。王文涛、王永康都去了黑龙江,这样的配置无疑是着眼于东北振兴战略要真正落地。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发达地区官员对政策的理解更实事求是。比如政商关系,2016年我去佛山,就听说当地出台了政商交往的具体行为指引,提出主动服务企业,鼓励正常交往。公职人员可以参加商会及企业在本地举办的年会、春茗会、茶话会等公开商务活动;上门服务企业,确有需要时可由企业提供工作午餐;招商引资中,可以邀请企业人员到政府部门进行工作餐会。而当时,不少地方对官员能不能和企业家吃饭,还处在唯恐违规的紧张状态。青岛去年出台了类似规定,公务员可以在企业食堂吃工作餐,可以参加商(协)会组织的旨在推动企业发展壮大的外出考察调研活动,可以邀请企业界人士按公务接待标准安排公务用餐。其实现在“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没有多少干部愿意大吃大喝,在这些方面缩手缩脚,疑来疑去,怎么可能在招商引资方面虎虎有生气呢?

最近我在喜马拉雅FM讲改革开放40年,我发现有太多例子可以证明,思想解放、相信市场和群众的官员,是中国经济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

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1982年52岁时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当时义乌是“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的贫困县,生活困难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纷纷外出,鸡毛换糖或偷偷摆摊。有个个体户叫冯爱倩,家有5个孩子,生活艰难,在街头摆摊时被相关部门没收了货物,急得她在县委大院门口拦住了正要外出的谢高华。县委常委会讨论时,有人说义乌经商的农民太多了。谢高华当即表态:“不能把要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中央的政策是搞活经济,长期不变,我们要解放思想。”有人担心开放小商品市场会触碰政策“高压线”,谢高华一锤定音:“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撤掉了我就回家种田嘛。”1982年9月5日,义乌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在深入调研后,谢高华又做了第二个重要决定,“放水养鱼”,不搞“杀鸡取卵”。义乌县试行“定额征税”,每个摊位固定计税,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这个简单直接、让利于民的办法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经商的积极性。

从谢高华的时代到今天,发展始终是中国的第一要务。那些以人民为中心、尊重市场、重视激发市场活力的官员,同样富有企业家精神。各个地方的竞争,使得官员们也像企业家经营企业一样,需要制定战略,寻找差异化定位和比较优势,整合资源,鼓舞士气,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公共产品。刘强东和雷军这样的企业家对西安、武汉政府的评价,说明城市也是一种产品,一种服务性的产品,经营好城市也需要不逊色于企业家的勇气和才能。

5、客观地说,由于中国官员掌控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力,如果他们试图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并从中牟利,是很容易的。这是贪污腐败的基础。但是,由于上面的压力,同级竞争的压力,来自社会和群众的压力,会对贪污腐败形成相当的约束。在另一面,由于资源调动能力强,假如官员们选择廉洁干事,心底无私天地宽,敢做敢为,往往又能在很短时间,很快干出一番生龙活虎的事业。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只有计划工作者,而没有企业家”,但是通过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企业家经营型的政府在促进市场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政府的企业家精神”是指政府的适应能力,以及它对市场化改革和环境变化所做的积极的制度性的反馈。

一项关于中国农村的发展型政府的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阶层出现,帮助建立镇和村的企业,支持半私营的“红帽子”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财政体制的刺激,因为地方政府希望增加和保留预算外的资金,而这些资金的一个潜在来源就是地方的企业。

从我的观察来看,尽管中国越来越强调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协调发展,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还将延续多年。所以,企业家型的官员、发展型的官员还有很大空间去展示才干,建立政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激励并不只是上级的认可和升迁,还有实实在在做成事的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

6、应该看到,相比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社会发展、公共服务、人民福祉、法治公平、环境治理、文明素质等方面,相对滞后。因此我们亟需一大批社会服务型的官员,将公共责任和企业家精神相结合,以“民之所欲常在吾心”的理念,切实解决群众的痛点问题。这方面有所作为的地方可能更大,尽管短期来看并不像架桥修路那么显著。

小平同志南巡时的“总接待”陈开枝是我尊敬的一位老领导。他在广州退休,没有升多大的官,但做了很多实事和好事。1996年,广州对口帮扶广西百色,陈开枝分管,11月第一次踏上这片红土地,他被震惊了:这里100万人没路走,80万人没水喝,“吃饭不上桌,睡觉不上床,孩子不上学,住房不挡风”。自此,陈开枝竭尽全力帮助百色扶贫,发动广州社会各界、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在百色新建、改建了两三百所中小学和幼儿园。2005年陈开枝退休,百色当地干部担心他可能不会再来了,他公开承诺:“我在公务员的位置上来了50次,退下来,等我健康活到85岁,我还会再来50次。”2017年8月19日,他提前完成了这个任务。

2000年我被广州市公派到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学习了一年,同宿舍的是天河区东圃镇的镇委书记林志云。我们的反差非常大。《南风窗》是一本思想和文风都很鲜活的杂志,他则只相信机关报上的文章。所以我们常常争执。他后来在天河区税务局、国资委、民政局、经贸局、发改局等多个部门当过负责人,2011年到区人大当副主任。

林志云到人大后,我以为他的工作节奏会缓下来,没想到“干一行,爱一行”的他迷上了“参与式预算”,也就是充分发挥人大作用,对政府预算进行有效参与和监督。以前人大审查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基本是通过每年的代表大会,而大会前,人大财经工委对政府预算的初步审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些“走过场”。预算只有部门和财政局两家单位编制,没有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的真正参与;编制预算不是从零基预算开始,随意性较大,编制透明度不高,缺少绩效评估,临时变动多,内部调剂多,经常有重大资金增减,且调整得很频繁。

天河区人大从制度、组织结构、程序等方面着手探索,2013年制定了区人大常委会对财政预算审查监督的办法,从预算草案编制初期、草案初稿形成后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前、预算草案经区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后提交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再正式提交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前这三个审查环节,对人大如何参与、改进预算审查作了明确规定。对预算执行效率较低的部门,人大开始进行专题询问。2013年起,人大各工委参与相应部门编制预算的调研,进行民主恳谈协商,还指定专业部门参与财政监督编制的评估。2014年底,天河人大常委会组织对11个政府单位的部门预算编制及执行开展调研,11场调研座谈会提出了120多条意见建议。几年下来,各政府部门从最初“支支扭扭”配合监督,转变为主动接受人大监督。例如,区安监局2014年创建全国平安社区和国际安全社区经费安排870万元,经过专家绩效评审,最终预算安排400万元,压减470万元。

在不少人心目中,人大是橡皮图章。而我从天河区人大看到的是,只要有一批人不甘心当撞钟和尚,想尝试,想创新,就能创造出改进的空间。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基于天河人大实践的成功,2015年广州市人大对财政审查进行三审制,即预审、初审、大会审查,并将人大各工委和各代表团的代表调动起来,按照新预算法要求,致力于使财政预算更规范、公开、透明、全面。天河的做法在广州各区进行了推广,在广东省各级人大也进行了推广,并被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关注和认可。

陈开枝曾是我的领导,他对《南风窗》有很大支持,林志云是我的同学,他对我认知公务员体系的运作有很多帮助。他们的工作表明,无论在岗还是退休,无论在党委政府还是人大政协,只要有饱满的进取精神,就能做好群众需要的实事。

7、王永康到西安后,模仿浙江卫视的节目,提了一个口号——“奔跑吧,西安”。奔跑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生命动能的体现,也是“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担当。

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时,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向那些有责任、有担当、有创新、有实绩的官员表示敬意,希望他们跑得更好。

最后想说的是,发展型官员更容易出政绩,星光闪耀,希望在未来,中国能涌现出更多的公共服务型、社会创新型、法治正义型、生态建设型、科教驱动型方面的官员。显功是需要的,潜功可能更需要。同时,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头上会凝聚比较多的光环,但大量工作是有继承性的,而且需要从上到下,人人自觉,人人投入,默默无闻的最基层的公务人员应该得到多一分的关注。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要奔跑起来,带着一股精气神奔跑起来,无论是官员自身的肌体还是社会的肌体,都将活力四射,欣欣向荣。

劳者美丽,跑者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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