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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朔:智慧化改革能否带给中国更多法治尊严?

2018年11月22日 09:48 转载自: 秦朔朋友圈   阅读:69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1、走进法院

10月25日,第五届中英司法圆桌会议在上海召开。以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奇勋爵为首的英方代表团听说上海有一家金融法院,很好奇,就问上海金融法院的代表,你们一年受理多少案子?听说法院成立两个多月就受理了1000多个案子,他们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这么多数量,能办出什么好案子?

英国伦敦有一个金融法庭,一年只办15个案子。法官是兼职的,平时在商事、海事法院工作,不少人担任法官前都是赫赫有名的律师。

然而,当霍奇勋爵一行到上海金融法院参观交流后,他们发现这里既有精品的案例,又有很高的效率,他们的态度明显改变,提出希望在7个方面加强与中方的合作。

走进变革中的中国法院,会改变很多人的传统印象。

我很少和法官交流,对法院的印象,也是司法不公、权力干预、冤假错案等负面因素偏多。当然也看到过一些变革的努力。前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2013年在《人民法院报》发表过《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他认为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我读后很受触动,并以“中国软科学奖”评委的身份作了推荐,该文入选了第四届(2013年度)中国软科学奖。沈德咏委托家人将20万元奖金捐赠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用于救助4名贫困听力残疾人植入国产人工耳蜗,走出无声世界。沈德咏是一级大法官,他的文章和行动让我对这个职业增添了敬意。

上周我参加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和新浪微博组织的“走进上海金融法院”的活动,增进了了解。特别感触的是两点:

  • 一是法院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效率,中国法院的智慧化程度可能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 二是法官的专业主义程度很高,上海金融法院目前有29名法官,6个博士,20个硕士,不少人是金融司法方面的专家,能说流利的英语,有的读研究生时是哈佛法学院的交换生。霍奇勋爵来的时候,副院长肖凯全程用英语和他交流,让他刮目相看。

2、金融法院

在上海金融法院,我们首先到诉讼服务中心体验立案程序。目前立案可以在网上完成。现场也有诉讼文书的智能辅助书写系统,从案件类型、选择案由到自助打印,帮助你按照格式填写诉讼文件,打印提交。

| 上海互联网法院

诉讼中心还有一个调解窗口,是金融法院和上海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五家金融行业协会以及纠纷调解中心合作设立的。当天在窗口负责进行调解的是来自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的专家,之前在建设银行工作,经验很丰富。这个调解中心是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发起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如果诉讼双方同意走调解路线,在确定调解员并登记台账后,由调解员核清事实与责任,提出调解方案。调解成功就签署协议,双方可以选择不需要司法确认,也可以选择需要司法确认,即通过向法院或仲裁院申请诉调对接。调解(包括异地调解)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了实时的调解场景,有四个小窗口,调解员和当事双方占据了三个,还有一个留给法院。

上海金融法院从8月20日成立至今,已受理了1500多件案件,标的额近200亿元。法院人员精简,目前只有71名人员。为了高效办案,引入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行业调解力量。不久前,一起标的为1.8亿元的借款纠纷就是委托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成功调解的。

接着,我们到第一法庭旁听了一起庭审。原告是沈阳的一位中小投资者,起诉一家上市公司虚假陈述,令其遭受了损失。被告则坚称是会计处理错误,不属于虚假陈述。在现场我感到被告的逻辑是:我确实说自己身高18米了,但这是计量单位与方法的问题,不是虚假陈述。此类案例标的不高,但类似案例很多,所以一个判例对整个市场以及普惠金融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都会有影响。

庭审现场运用语音自动识别做记录。我看着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的庭辩字幕,正确率很高,但还是有些错漏。书记员以前要全程记录,现在则把重点放在校正错漏、确保准确上。庭审全程录像,庭审一结束,录像和文字就上内网,不能再改。上海金融法院目前正在从技术上研究,如何让民众尽快在外网上看到完整的录像和文字。这是促进司法公开的一项有力举措。

3、海事法院

上海市金融法院院长赵红的上一个岗位是上海海事法院院长。在海事法院时她就在智慧法院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通过网上立案、网上调解、远程庭审、移动办案、在线境外证据审查、在线船舶数据分析、网上船舶拍卖等等,打造集智能、网络、阳光、移动为一体的海事审判新模式。

海事法院智能分析模块中有一个船舶数据分析系统,依托VTS(船舶交通服务)、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等船舶卫星定位系统的大数据,整合IMO(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船舶登记信息和国家海上交通主管部门的船舶航行信息,便于执行法官迅速查询船舶信息。只要输入某一船舶的某项信息,卫星很快可以查到其位置、船名、船旗国、船籍及船舶状态等,并初步查询该船预计到达某个港口的时间。有一起执行案件,意大利籍“樱草花轮”的“船东”私下将船舶转让境外买家,而后拖欠船员工资40多万元拒不支付,9名船员诉至法院,但因船舶信息提供不准确,影响了扣船,进而影响到船员对船舶优先权的行使。上海海事法院通过船舶数据分析系统,迅速找出“樱草花轮”的真正船东,依据法定程序精准高效扣押了船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15年12月3日,一起海事案件的庭审通过互联网在上海和连云港两地同时开始。原告、被告分别坐在上海海事法院本部第一法庭和连云港法庭内,法官在连云港主持庭审。两个法庭配备了高清显示屏和拾音设备,通过远程庭审系统实现音像同步传输。从核对当事人身份、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到法庭调查,到法庭辩论,庭审持续了近2个小时。在上海的原告不时通过电子投影仪,向在连云港的法官和被告方出示电子证据。上海和连云港相距500多公里,原告律师原先去连云港开庭,来回要两三天时间,现在通过远程法庭,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了。

上海海事法院的工作还通过互联网延续到了国外,比如在法庭内,由合议庭、原被告代理人与远在国外的律师连线,进行实时视频通话和电子证据展示。以往,形成于境外的证据都需要经过公证认证的程序,费时耗力。现在简单多了。

4、互联网法院

智慧法院是这两三年全国法院系统的一项创新,其要义是从申请立案到诉讼审判,再到执行结案,对包括法官与其他所有诉讼参与人在内的需求,都能作出智能响应、提示与指导。目前全国3525个法院和10759个人民法庭全部接入了法院专网,办公办案全程留痕;“智审”系统可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30%以上,庭审语音识别系统使庭审时间平均缩短20%至30%;86%的法院建立了信息化程度较高的诉讼服务大厅,2600多个法院开通网上预约立案或网上立案。

在杭州和北京的互联网法院,已经实现了涉互联网案件从起诉、调解、立案、举证、开庭、送达、判决、执行全部在网上完成。这一“零在途时间”、“零差旅费用支出”的诉讼方式,和以往“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经历形成了强烈反差。

2017年8月18日,全国首家互联网法院落户杭州。在传统审判中,“找不到”“送不到”是个难题,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了大数据深度运用电子送达平台,能快速获取和定位当事人的活跃联系方式。比如,一位作家发现其原创作品被某公众号非法转载,杭州互联网法院根据他提供的被告手机号码,通过电子送达平台首次送达失败。平台随即对被告进行深度挖掘,检索出其名下还注册过3个手机号,其中一个绑定了某小区的家庭宽带,电子送达平台据此成功送达。通过这一新平台,送达成功率接近90%。

过去开庭都是同步开庭。杭州互联网法院首创了异步审理模式。在加拿大定居的一名经营化妆品的淘宝店主,因质量问题被诉至互联网法院。但加拿大与中国存在12小时时差。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原告通过诉讼平台向被告发问,被告睡醒后通过手机回复原告的发问。这就是非同步、非面对面、用错时的方式在限定期限内进行开庭的新模式。

| 北京互联网法院

10月3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法院成立后受理的第一起案件——“抖音短视频”诉“伙拍小视频”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开庭采用在线审理模式,双方当事人不用来法院,而是远程登录北京互联网法院电子诉讼平台参加诉讼。庭审持续了150分钟,合议庭结合当事人诉辩意见,对几个关键问题进行细致调查。双方当事人针对案件争议焦点充分辩论。涉案视频的播放、庭审笔录的自动生成以及远端的庭审笔录电子签名等技术,有效节约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案件审理中还运用了区块链技术,侵权取证中利用区块链技术抓取了视频证据。上万名网友通过登录电子诉讼平台进行旁听,起到了普法教育的作用。

当一切都在网上进行,可靠性、严肃性如何保证?北京互联网法院介绍说,诉讼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与实名认证、立案申请在线审核、网上诉状生成、区块链存证平台一键导入、电子送达等多种功能进行保障。以电子送达为例,涉案当事人被起诉后,其手机会收到一个强制弹窗信息。如果不点击确认键,就没办法进行任何功能操作。这相当于让当事人强制阅读法院传票信息。

为了给那些不熟悉网络操作或有特殊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北京互联网法院还设有实体的诉讼立案大厅,同样也配有多种智能设备。

5、中国价值

我在这篇文章中给大家介绍了金融法院、海事法院、互联网法院这些专业法院的智慧化探索。整个采写过程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假设:如果说中国的互联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那么这些能力必定会在中国的社会治理领域得到一定的呈现。

中国司法建设的现状,并不令人足够满意,但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司法界正努力用新的方式推动变革。一些让人惊喜的变化正在发生。假如看不到这些变化,我们就会陷入对司法有效性的怀疑,甚至抑郁寡欢。

我向上海金融法院的几位法官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司法建设中有哪些东西,是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可以在世界上进行分享的?

他们给我的答案如下:

1、在那些中国实现了或正在实现弯道超车的新兴行业,比如Fintech(金融科技)、网络支付、高新技术驱动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正在形成司法裁判的一些新规则。在这些实践中,中国走在世界前面,遇到的问题和法律诉讼也是过去没有的,不可能从大陆法或英美法中找到答案。而在金融衍生品等方面,欧美的司法经验就比较丰富。

2、多元化化解纠纷的机制。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运用调解机制来解决民事纠纷有关。早在西周,中国已有调处制度,在地方官吏中设“调人”,“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秦汉之后,司法官多奉行调处息讼原则,至两宋,调处呈现出官府调处、乡曲亲戚宗族调处、民间自行调处等制度化特征。到明代,调处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必经阶段,调处不成方由官府受理审断。“和为贵”的传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治理,其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就是多元化的、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当然,这种多元解纷如何汲取现代司法的营养,还需要不断探索。

3、协同主义的诉讼模式。和国外流行的当事人主义(法官不是积极参与诉讼,而是对当事人双方积极的诉讼活动加以跟随)、职权主义(强调依法官的主动行为展开诉讼)以及混合主义有所分别,中国的诉讼模式是一种协同主义的模式,即通过参与各方的协同达到庭审实质化的目的。这种模式和信息技术深度结合后,能有效地提升诉讼效率。就金融司法案件的处理来说,中国更强调合作的一面,美国更强调制约、监督的一面,两方面都不应绝对化,而要相辅相成。

4、老百姓可以负担得起的正义。美国律师打官司按小时收费,1小时收1000美元很正常。所以纽约法院受理的案例,真正走到开庭阶段的只有5%,因为成本太高,只有一定要争一口气、不惜成本的人可以走下去。这一点司法和医疗类似,美国有一部电影反映高昂医疗费的压力,病人无力承受,说还不如把我关到关塔那摩的监狱里去。中国香港的情况也差不多,香港法官的裁判文书中判过一对姐妹争房产的案子,诉讼标的300万,诉讼费、律师费就花了100万,法官说真是不值。中国的诉讼费不高,律师费高一些,但不少律师通过在胜诉后按比例提取收益的方式收费。总体看,人们是负担得起打官司的。同时需要看到的是,由于成本低,参与诉讼服务的人的费用便宜,也会导致诉讼质量不能始终保持高水平。这和“中国制造”一样,低廉的另一面就是在品质上往往有些瑕疵。

5、效率较高的司法制度。美国的司法制度是精英化的,中小投资者打官司,靠自身的力量很难。中国则有一些便利化服务,比如“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它是证监会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管理机构,注册资本30亿元,主要业务就是持股行权、纠纷调解、诉讼与支持诉讼,它在每个上市公司买100股股票,持有证券品种后就可以以股东身份加上专业化能力,行权和维权,相当于免费替这一类的中小投资者打官司。它还可以接受中小投资者委托,提供调解服务。又比如金融行业的调解组织,等于国家免费帮助消费者解决纠纷。此外还有一些专业律师在各种股吧里征集诉讼的委托代理,一次打很多起官司,胜诉后收取10%-15%的费用。最后,涉及到上市公司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尽管标的很低(比如只有几千块钱),按照规定也是由金融法院审理,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帮助中小投资者维权。

当我听到这些答案,感受到中国价值的真实存在,内心很充实,也很喜悦。

6、任重道远

形式也是内容。程序也是正义。智慧法院折射出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而且还大有潜力可挖。

采访中我最有收获的时刻,是和上海金融法院法官们对话的时刻。人比技术设备重要得多。他们的气质和谈吐,让我感受到一种纯粹的力量。虽然中国的司法诉讼需要多元平衡的智慧,但要是法官内心没有了对正义、公义的信仰,平衡就会异化。他们给了我更多信心。金融法院在院一级层面成立了若干个专业委员会(如银行、证券、保险),也是为了集全院之力提升诉讼的专业化水平,而不是像过去,一个审判庭的诉讼水平就是其组成成员的水平。我不知道像上海金融法院这样高知识、高专业、高颜值、高思考的法官群体在中国有多大代表性,但我由衷钦佩。他们的收入无论是和发达经济体法官相比,还是和身边的律师相比,都很微薄,但职业成就感、责任感使他们觉得,当法官是件庄严的事,是维护社会最后的公平的事。

同时我也感到,中国司法改革还任重道远。比如,自2015年之后,虚假陈述方面的诉讼越来越多,在这方面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维护上了一个台阶。但目前资本市场上还有不少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最近债务违约也很多,这就涉及到承销商的责任。可是在最前端,相关司法解释很不健全,前置性的处罚依据不足,所以无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以及中介责任等等,展开有力的诉讼实践。中国很快会推进注册制改革,公司上市容易了,但在前端如果不设定违法违规的门槛和代价,从而约束公司严格自律,那很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这又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即我们的监管体系、司法制度究竟应该如何把惩治机会主义和保护投资者正当利益放在首位。

只有整个法治体系真正体现以民为本、约束限制权力的导向,只有这个体系中的从业者内心充满对法治而不是人治的崇敬,再加上包括智慧法院在内的各种改革与创新,每个人才能从心里说——中国的司法,是一种让我们更有尊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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