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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可以读不懂中国,我们不能读不懂自己

2018年10月08日 11:16 转载自: 秦朔朋友圈   阅读:41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1、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有人用我熟悉的文字,说着我陌生的话。

无论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还是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我都再一次想到“后真相”这三个字。他们的大量时间都消耗到这样一项工作中,就是用丰富的想象或者联想,与选择性裁剪的事实结合,绘制他们眼中的中国真相。

这样的工作并非始自今日,但今日尤甚。其特征是——“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

这个定义是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宣布2016年度词汇是“后真相”(post-truth)时的定义。它反映了这一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在政治上的高度紧张状态,也反映了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新闻的来源,人们对传统主流媒体提供的事实越发不信任,事实和真相正陷入虚无化。

后真相时代,立场越极端,敌人越鲜明,越容易迎合和操控民意。这个时代流行的,是断言、猜测、感觉,是通过对事实进行“观点性包装”,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看法。

后真相时代,政治正确永远高于事实准确。所以“后真相”主要在政治领域展开,即“立场重于事实”的“后真相政治”。它和盲人摸象有相似之处,也不完全相同。盲人摸的时间越多,摸的部位越多,会离大象越近。但被“后真相”主导的人,摸的再多,再久,也摸不到大象,摸到的永远是妖魔。

正如从特朗普到彭斯,反反复复声讨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能举出的例子,无非是《中国日报》在《得梅因记事报》上用广告方式刊登了四个版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中国日报》报道过的,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关于中美贸易争端只有一篇。在两国关系交好时,对此类“供版合作”,美国政府予以肯定。现在则是干预内政的证明。

有人说《中国日报》的广告选错了时机,其实,在后真相时代,即使没有这个广告,彭斯先生还能从美国智库那里找到其他佐证。

彭博是世界著名的金融数据供应商。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商业周刊》经营困难,被彭博收购,更名为《彭博商业周刊》。它最近刊登了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报道,说一家由台湾华裔技术人员创办的生产服务器主板的公司(SuperMicro,超微),在外包给大陆的工厂生产时,被解放军搭载了铅笔尖大小的“间谍芯片”,从而侵入苹果、亚马逊等30家美国公司。且不说硬件方面的“后门”,如果设计者不参与,只靠在供应链上做“工程变更”极其困难,即使真的发生,也只是极个别情况;而且苹果和亚马逊这两家市值万亿美元的公众公司,都已迅速发出声明,苹果从未在任何服务器里找到过可疑芯片、硬件操控或者漏洞,亚马逊在亚马逊和其收购的Elemental系统内没有发现过任何超微主板上修改过的硬件或可疑芯片。

《彭博商业周刊》的报导有没有一点影子呢?有。2016年,苹果发现了一枚受到感染的超微主板。苹果称,当时在内部审计时发现这台主板存在驱动漏洞,但只是独立事件。2016年已经终止了超微的供货合同。苹果多次告诉记者,自己没有在超微主板上找到问题,但报道还是要拿苹果说事。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台湾的服务器供应商说,文中的事情都是2015年前后的,现在拿出来,正值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及美中贸易争端正炽,时机耐人寻味,“美系客户对将产线迁离大陆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逼出中国,全部挪走,这是特朗普乐见的。

2、中国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还不少。

但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像彭斯的“后真相演讲”与彭博的“后真相写作”所呈现的那样呢?当然不是。

历史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大图景。

美国在1894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那一年,甲午海战,中国彻底沦落。

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开始主导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最近大半个世纪可以说“美国的世纪”。这种地位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改变。

“二战”后美国不是没有遇到过挑战者,但地位从未从根本上动摇。1986年,当时联邦德国的出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但其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最高时只有1/3;前苏联和美国争霸多年,其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最高时达到40%多,有些指标如钢和石油的产量、造船的吨位数超过美国,但其轻工业、服务业严重落后,对外贸易额不到美国对外贸易额的30%;经济规模最接近美国的是日本,日本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出口能力,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规模升值,进一步收窄了经济总量和美国的距离,1995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70%。

今天,中国正以比历史上的联邦德国、苏联和日本更为综合和全面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崛起。最近几年,美元强势,人民币兑美元不像2005年之后持续升值,甚至出现了一定贬值,所以从汇率评价看,中国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会拉长一些时间。但因为中国有比美国快一到两倍的增速,所以总量超过美国不会是太久的事。当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左右,在很多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有很大差距,人民币和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可能动摇美国的经济话语权。但对美国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面对经济总量被超越的挑战,而且和当年的联邦德国、日本有所不同,它们在经济总量最接近美国的时候,人均GDP水平和美国相差无几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中国就人均水平来说,还是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大潜力。这种潜力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像改革开放四十年一样再发展几十年,前景不可限量。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都是很难想象的。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当伟大成为一种百年的习惯,它可能变得嚣张,如同“嚣张的美元”。这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伟大只有一种形成方式。

无可回避地,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力量演变的关键时期。它注定会延续很久。现在刚开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因技术进步而变得“平坦”的全球化3.0的世界。“我曾说如果两国都有麦当劳,战争就很难发生。现在我则说,只要两国都在戴尔的供应链中,就很难战争。”那是2005年。一个全球化、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乐观主义年代。

2018年8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定义美中关系的历史关头》中则这样描述今天的世界——“当前的局势完全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

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弗里德曼依然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的职业道德、中国领导人的长远考虑和政府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巨大投资。”但他也开始质疑和批评中国的关税政策、知识产权问题、产业政策。在谈到“中国制造2025”时,他说,“当美国和欧洲看到这一点时,他们说的大概是:‘哇。当你们结合了勤奋、欺骗和产业政策的力量都集中在低端产业时,我们都愿意容忍。但如果你要用同样的策略来主导高端工业,我们就完了。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规则。”

“我们就完了。”真是句令人感慨万千的话。三四十年前,是中国在忧虑自己的“球籍”问题。

3、我们希望别人能读懂中国,也该努力去做有助于自己被读懂的事情。但别人一时读不懂,或不想读懂,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读不懂自己。我们要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奋斗而来的,还是靠不正当、不公平手段抢来的、偷来的?

答案其实不难。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可口可乐、惠普、宝洁、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尔、微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再到21世纪的苹果、高通、特斯拉,如果中国市场充满了不正当性,美国几乎所有500强公司都如此一致地投资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丰厚收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确有待完善,政府对微观干预过多的情况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支撑中国发展的根本力量,不是“机会主义”和“制度套利”,而是通过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史诗,是亿万劳动者奋斗与创造的史诗。

中国经济道路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它包括: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市场是最有利于劳动成果交换的形式;有效的激励机制能激发劳动者的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能创造比以前高得多的产出;企业家精神的发扬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发展没有颠覆经济学常识,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重要性。中国红利的根本特征,是市场化红利,开放红利,创造者红利,劳动者红利,企业家精神的红利。

在中国发展中,政府之手帮助创造了稳定和亲商的环境。从可持续角度看,政府应该大力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公平服务为依归;但要说中国竞争力都是补贴出来的,那是极其片面的。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血汗工厂、透支环境、政府补贴,还是主要来自于生产、技术、管理、效率的提高,从而创造出了更高的消费者价值?

这里要再回到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制造业的完善依赖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支配。

他说,中国适合发展制造业,因为“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

中国制造不是因为读了亚当·斯密的书而成就的,但从原理上和亚当·斯密242年所说的方向是一致的。亚当·斯密的理论说明了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包括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和物产多样等,也提出了具体路径,就是重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这两个市场,重视自主经营,同时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只不过在200多年前,“中国的政策特别爱护农业”,又“不重视国外贸易”,“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因此,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不出来,虽然是人口大国,但不是市场大国,支持不了丰富的分工,也就谈不上专业化和效率的提高。

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开放的大市场支持了精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造就了成熟的完善的分工配套体系,使中国企业能用最经济的成本结构,高效地生产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产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麦肯锡2015年有一项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打造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具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硬件类产品提供了约15%至20%的成本优势。”

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走到世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之所赐。

在彭斯和彭博的“后真相叙事”中,中国似乎是市场经济的怪物。其实,中国经济崛起的基本道理,和美国当年没有根本差异。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立国之初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1年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就一清二楚。汉密尔顿强烈主张发展制造业,他主张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制造业,对从其他地方为美国带来“非凡价值之秘密”的行为(主要是技术)要进行奖励。顺带说一下,当时美国一些州政府甚至帮助机械走私者们融资,美国1790年就有了《专利法》,保护专利,但当时如果剽窃外国技术成果拿回美国,也能得到专利。美国今天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实现的。

4、没有谁天生就该落后。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这是“二战”后的经济大潮流。西方有大量经济学家都研究过这一“追赶”的现象和规律。他们有一个假说,越是落后的国家潜力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越高,因此后发国家必然会赶上先进国家。但现实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阿伯拉莫维茨,这位1912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经济学家,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后发国家追上先进国家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潜在的机会要变成现实,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技术差距,二是社会能力,三是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

从技术差距与社会能力的维度,阿伯拉莫维茨给出了四种组合:一国的技术差距大但社会能力强,则总的增长潜力最大;一国的技术差距大、社会能力低,则增长潜力最小;一国的技术差距小但社会能力强,则处于超越先发国的状态;一国的技术差距小、社会能力低,则由于技术与制度的惰性,将由发达走向衰退。

至于“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有时能够为经济追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会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经济追赶的进程。

何谓社会能力呢?大致来说,它是指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源,具备竞争意识和诚信的从业者,消化和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的建立和新产品、新服务的购销的商业与财经制度,稳定有效的政府和政策,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为企业提供资本的金融制度与市场,等等。

日本学者南亮进的研究指出,日本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具备了阿伯拉莫维茨所说的“社会能力”,其表现是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营组织、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装备产业。以1970年代为转折点,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或消失,日本依靠引进技术、实施追赶的机会日益减少,失去了“后发优势”。他说,由于日本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模仿能力改造为真正自主创新的能力,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当美国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并进入新经济之时,日本的差距又扩大了。

如果借用阿伯拉莫维茨的分析框架,可以说,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一是和先进国家存在技术差距,可以引进吸收;二是中国的社会能力非常强;三是国际环境也有利于自身发展。

今天,要判断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还是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考虑。

在技术差距有了相当程度的缩小后,如何更多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技术能力?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后,如何尽最大努力保持开放性经济格局,包括尽一切可能与美国达成更多的互利双赢,而不是与其脱钩?开放,是为了通过一个更大的市场来支持专业化的分工及其效率。最后,最重要的,中国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会能力?这是经济追赶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

中国的社会能力,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结构转型与升级等等方面,但最为紧迫,也最关乎长远的,还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对长期发展有信心,对以“财产权的保护、契约的履行、司法的公正”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有信心,这是关键之关键,要害之要害。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力是牢固的,并且是不断提升的,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创造者,聚焦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人力资本的投入、基业长青的组织体系的打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在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在能力。能力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于攸关长期的制度安排没有信心,那么在技术差距缩小、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很多优秀和聪明的人才就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比如无为,比如逃离,比如三心二意。在中国今天恰恰最需要实现从加工能力到创新能力的突破,用包括知识、技术诀窍、管理创新在内的能力驱动下一轮的发展,因此极其需要有更加明确、更加长期、更加坚定的人财物力投入的时候,如果出现规模化的无为与逃离,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

5、中国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从华为等公司的发展来看,中国企业具备从模仿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创新型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起飞的。开放的、市场化的、竞争性的环境,是中国公司拥有自主能力和核心能力的沃土。

这不意味着政府是无为的,但只有当政府行为符合“让资源流向能够创造出更高价值的企业和企业家那里”的时候,宝贵的经济资源才不会被浪费。

四十年前的中国,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念正见,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历史启示我们,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变革,是经济变革的前提。社会能力的发育和经济能力的成长休戚与共。

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遭遇多重挑战的时候,读懂自己的历史,明了未来的道路,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读懂自己,或者错误地理解走过的道路,那将是时代的悲剧。

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技能的综合性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这种竞争力的背后,是因为对人民的信赖,对市场的信赖,所绽放的自由奋斗、力争上游、不懈进取的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每一步都充满不易。汗水是小,肉体的辛劳和伤痕也不在话下,内心的挣扎和不屈不挠才是许多人生命中的真实写照。正是这些永远奋斗的灵魂奠定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石,并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底色一天天变得更加亮丽。

中国的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祈愿。但中国故事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书写者。哪怕只能写上小小的一个符号。

中国存在的问题无需回避,不应该回避,回避也解决不了。但只有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我们的时代才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顿挫而终止前进的步伐,并终能在风雨之后见到更美的彩虹。

秦朔朋友圈很快就要三周年。三年前,我们秉持“记录中国时刻、推动商业文明”的宗旨而启航,这份初心须臾不敢忘记。吾声虽微,在后真相时代的命运大抵也是被淹没而无足轻重,但心之所向,从不敢随意而轻薄。一以贯之,愿与同道者共勉,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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