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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重要的那一侧

2018年08月27日 07:21 转载自:秦朔朋友圈   阅读:172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当欲望的洪水让一位“网红法师”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自然界的洪流又让一座“蔬菜之都”面目全非。过去这一周我在日本大阪和东京参观,可是心也被洪水冲洗着。访问团有位知名的85后双语主持人,周末下午在酒店咖啡厅有个座谈,她晚到了,眼睛有点红,说:“不好意思,刚才看寿光的灾情,看哭了。”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置身这样的信息冲击下,纵然银座依旧繁华,寿司新鲜可口,也很难回答说是。不过,想到底,假如这就是生活的常态,而高歌猛进只是某个阶段的特征,生活还是要继续,要好好做自己,好好待家人,打好一份工,过好每一天。就像大阪,今年已经迎来了第20号台风,和台风相处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日本缺能源,节能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路过池田市政府,大家进去方便,看不到有人穿西装打领带,导游说夏天政府机关空调要开到28度。因为能源约束,倒逼日本所有产业的能耗都比欧美低20%以上。在保持同样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日本每户家庭的能耗只有美国的30%。你有足够能源供给,像美国,冷气可以开得十足,没有条件,就得在约束下想办法,适者生存,也能活得自在。

一切选择都是约束条件下的选择,资源稀缺下的选择。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说,稀缺就是欲望和需求超过了所能得到的。要满足人的意愿,无论经济物品还是公共物品,原则都一样。保罗·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想提升幸福的满足感,一靠做大蛋糕(效率),二靠分好蛋糕(公平),三靠调整期望(合理)。

在东京我开始动笔,和大家一起聊聊,当环境变得不如意,供给侧该怎么办?需求侧该怎么办?还有更重要的,同时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那一侧是什么?

1、日本的需求侧和供给侧

过去二三十年,日本被视为一个沉默和失落的经济体。在大阪听介绍,泡沫经济瓦解后,高峰时价格1亿日元的房子,最低时跌到1000万日元。慢慢有些恢复。由于少子化、老龄化,需求不旺,创业热情不高,目前大阪地段挺不错的写字楼,租一间办公室一个月只要二三十万日元(近日汇率1人民币=16.3487日元,相当于1.22~1.84万人民币),但租况也很一般。

需求不旺和人口因素高度相关。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接近28%,比重之高世界第一(中国2007年是11.4%),加上很多年轻人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人口总量已连续几年下降,去年前9个月同比又下降了22.7万人。我们从机场到车站,从出租车到酒店,看到的老年服务员很多,都衣着笔挺,神态专注。神奈川县的大和市已经宣布,要打造“不称70多岁者为老人的城市”,改变将65岁以上(退休年龄)视为老龄的观念,希望老人提高终身工作意识,无论多大年纪都能活跃于社会。去年,日本老年学会等组织提出将老年人的定义调整为75岁。在街上看到染着异色头发、目光漂移的年轻人,我有点不安,但看到服务岗位上的长者,却不禁肃然起敬。这些六七十岁,见证过腾飞、泡沫和萧条的一两代人,用韧性铸造了这个社会压不弯的脊梁。

社会总需求下降,通货紧缩的影子就会纠缠不散,对供给侧的企业压力很大。企业无法再通过外延式的、速度效益型的方式扩张,而必须创造高价值,否则就会被淘汰。不少报道说日本人有“工匠精神”,不扩张,一辈子只做好一个店,比如银座“寿司之神”小野二郎的寿司店,10个座位,全年预约爆满,安倍招待奥巴马就在这里。我的理解是,在日本经商犯错误的代价太大,市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所以控制不了质量的话,宁可不扩张。创立于1925年的鼎鼎大名的雪印牛奶,就是因为牛奶输送管道阀门内壁没有按规定水洗和进行杀菌处理,导致鲜奶中有金黄葡萄球菌毒素,2000年夏天发生了喝完以后呕吐、腹泻、腹痛等食物中毒事件,一天投诉200多起,75年历史的品牌毁于一旦,不再经营牛奶业务。

需求侧不景气,倒逼供给侧一要精细化管理,二要进行产品创新。我们这个代表团去了为食品行业提供包装设备的大森机械。下面三张照片是团友——中鹤农业的侯兴福先生拍的。第一张照片是卫生间,每个洗手盆上放的小擦子都呈45度放置,便于后面的人拿起来顺手;第二张是电池包装,右边的是新工艺生产出来的包装,能做到所有logo(标识)的位置都一致;第三张是车间现场管理,所有零部件的标号和摆放一目了然。这个机械工厂的现场管理达到食品级工厂的水平。据介绍,大森在中国也有工厂,但因为管理水平还比不上日本,所以生产出的产品的稳定性和品质比日本大森低10%到20%。

我们还去了大阪的方便面博物馆,方便面是日清公司创始人安藤百福在1958年发明的。我们在博物馆的“拉面工厂”体验了从和面开始到最后成品一共15个环节的制作过程。这里每年有80万人参观,参加做面体验则需要提前三个月报名,很多孩子都很喜欢。一天四班,每班48人,每次90分钟。博物馆免费,“拉面工厂”则按年龄收取300或500日元。我了解到,日本一年的方便面新产品有360种,接近一天一种,目前日清研发的重点,一是如何做到美味,二是如何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比如以可生物降解的原材料来置换塑料原材料。日清推出的非油炸杯面不仅降低脂肪和卡路里,还在面条中加入了膳食纤维。日清和一风堂拉面共同研发的“即食豚骨拉面”,在中国已经开了十多家店,很受年轻消费者喜爱。U.F.O.飞碟炒面杯面则采取新颖的杯形包装,在设计上增加了便利的倒水口,还超越了传统用叉子搅拌的食用方法,改为摇一摇酱自然拌匀的新型食法。一碗方便面有这么多创新的玩法,让我大开眼界。日清高度重视研发,现任董事长安藤宏基告诉我,他们有一个部门专门研究胃肠道里的微生物,还在研究上游的小麦问题。

没有研发的企业是没有未来的。前一段看中国上市公司香飘飘的财报,2016年广告费3.6亿元,研发费用600万左右,今年上半年研发费用只有368万元。钱都打在广告上,研发上不去,却想靠着什么定位理论占据消费者心智,消费者哪会这么容易上钩?这方面真要好好向日本食品企业学习。

2、中国的需求侧和供给侧

日本社会总需求不足,用多少箭刺激效果也不太灵,日本人均GDP是中国的4倍,这么高的水平再上台阶也不容易。但在日本企业参观期间,我听到的都是自己怎么提高效率,建设企业文化,不断技术创新,没听到一次对营商环境和政府政策的抱怨。日本的营商环境好于中国,但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在所涉及的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排第34(中国第78),但在亚洲赶不上新加坡(第2)、韩国(第4),中国香港(第5),中国台湾(第15),要实现安倍提出的“2020年之前在发达国家中跻身前3”的目标不可能。日本在创业政策和监管方面也有问题,企业要抱怨肯定也一大堆,但更多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想办法。

中国政府这些年一直强调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潜力应该大得多,可很多企业都说找不到方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先说需求侧。现在一说需求不振,就是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而高房价很难下来,所以消费不可能上去,有人甚至说准备迎接“萧条20年”。我们这个访问团是食品工业的,我一问,吓了一跳,中国宠物食品的市场一年已经好几百亿元了(整个宠物市场规模差不多2000亿,8090后是养宠物的主力军),各种宠物各种生命阶段都有粮食,发情期也有专门粮食。宠物食品原来都是代工厂,帮欧美企业代工、外销,现在很多都出来开工厂做内销了,毛利好得很。方便面市场过去几年滑坡,今年止跌回稳,估计市场接近400亿元,可是一个高盐、高油、高糖的辣条市场就有500亿元规模,最大的企业一年销售45亿元。整个零食市场(含糖果、瓜子)有1万多亿元规模,有人预计2020年接近2万亿。中国市场的确存在不少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但要说需求不行了,地球人也要笑了。这还只是商品需求,说到服务特别是医疗教育健康等等,未被很好满足的需求就更大了。

再说供给侧。我完全赞同减税降负,压缩不创造价值的政府冗员,这样能够让企业轻装前进。但供给侧的情况也要分类来看,我觉得针对欧美主流市场做出口的大多数中国企业,供给能力和质量基本上是无需怀疑的。上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301调查”结果拟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举行公开听证会,90%以上参加听证的美国公司表示反对。例如,一家自行车厂的证词说,目前美国进口的1800万辆自行车中有94%来自中国,进口的3亿件自行车配件中有60%来自中国,短期内无法更换供应商,如果加征关税,板子将打在美国消费者和厂商身上。美国新娘舞会行业协会代表表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就像世界上的石油一样,中国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没办法在美国制作婚纱或者毕业舞会礼服。在美国没有人想干这种工作,比如我找不到想做手工穿钉珠的人。”美国饰品协会总裁在证词中说:“过去3年多我一直在印度寻找皮包用的皮革和小饰品生产的供货商,以为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成为中国之外的‘可替代来源’,但最终结论是,印度没有这样的资源、培训成熟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无能力达成中国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规模,特别是要考虑同等质量、价格的时候。美国本土更生产不出来。”

对于这样的中国供应商,如果因为加征关税,活不下去,政府应当挺身而出,伸出援手。但供给侧还有另外的情况,比如“化工围江”严重污染的(2012年中国排进长江的污水量接近黄河的水量)、炒地皮套利的、当年低成本弄到物业搞收租经济的、搞庞氏金融乱投机却偷鸡不成的、卫生条件不过关的、假冒伪劣的、僵尸化的、对消费者没有起码敬畏的。如果这些企业也打着困难名义要求降低监管标准,请问消费者答应吗?在日本大森机械吃中饭的时候,有团友觉得味道特别好,刚好多了几份,就想带回去给没来的人吃,结果日本人说:“这些餐食放半个小时以后就不新鲜了,不好了,所以不要带走了。”这是标准问题,在日本人看来,标准是不能妥协的。

|池田市政府大厅里的回收柜

这次日本之行对我触动最大的地方,就是不能企业一喊困难,就统统归结为政府问题,税负问题。政府有问题要解决,特别是我们是强政府体制,习惯于包揽一切,包治百病,什么都管,所以出了问题当然要担当。但同时,也要问一下,供给侧的企业自己的功课到底做得怎么样?到底有没有为消费者和社会真正创造价值?我们很多方面的监管是太严苛还是太松软?

国务院研究室巡视员、曾任综合司司长的范必先生在2013年作为课题组组长,带队完成了《中国药品监管体制改革研究报告》。长生生物事件爆发后,他把当时的报告内容发给我看,我看后很伤感,因为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中国药品供给总体质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按标准办事。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将科学标准作为评判药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唯一标准,但中国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因素干扰药品标准制定、审评审批、执法监督。报告指出,“除近年批准上市的药品按国际标准进行了审评,我国大部分药未经过临床验证或质量一致性评价。在全部药品中,很大一部分是1997年前由地方批准,后转为国家认可的国药准字号,标准和生产工艺比较低,存在一定质量安全隐患;中成药基础研究薄弱,审批数据支持不足;仿制药虽然化学成分与原研药相同,但缺乏临床验证,部分生物等效性未得到验证,出现所谓‘合格的无效药’”。

报告还指出,一些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产品甚至假劣药品,通过地方保护、商业贿赂、虚假广告等不正当手段进入正规渠道,包括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报销目录。部分产品为了中标,价格降到成本之下,药品质量缺乏保障。而疗效确切、经过严格科学验证的药品,如不适应医药行业的“潜规则”,很难推广应用。劣药挤压良药生存空间,浪费了大量的医疗支出。制药企业“多、小、散、乱”,多数企业热衷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市场营销,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质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导致药害事件频发。

所以供给侧的改革,既是改政府,也是改企业。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企业的自我反省、自我超越,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更重要。

最近看到马化腾在重庆智博会上的演讲,他说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给互联网行业也带来了一些影响,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学会打“逆风球”,稳住阵脚、顶住压力,把手头的每一个球打好;我们要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发扬“数字工匠精神”,从外到内打磨每一个细节,而不是热衷概念炒作;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踢出“世界波”的梦想,我们的基础研究仍然薄弱,独到的创新不多,现在是政企学研一起努力来改变现状的时候了。

我觉得小马哥的观点很实在,我们需要更多的企业家站出来,既呼吁改革,也立足自身,调整心态,找准方向,真抓实干。日本经济L型的一横已经拉了二三十年,中国L型的一横肯定不需要这么久,但如果大家只是希望来点政策,迅速转变成V型,对矫正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真的好吗?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方方面面应该静一静,看看这样的基础能不能支撑快速发展。君不见就在前几天,哈尔滨的北龙汤泉休闲酒店火灾造成了19人死亡,按规定太阳岛风景名胜区核心区不能建宾馆、度假村,黑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网站上也显示2017年12月以来这个酒店消防监督抽查4次不合格,这种酒店却能堂而皇之开下去,这不是要人命吗?我强烈呼吁,税负要减,责任要加,标准要守住,否则到哪里都有风险怎么办?

3、公共侧的问题

我在几个月前写过一篇《换个角度看日本,沉没30年还是沉静30年》,这次亲历,更觉得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文明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很高,有这样的基础,纵然长期不增长,现实的经济社会状况还是很平稳,远不像某些媒体渲染得那么悲情。日本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很多倍,车站人流量比北京上海的火车站也多很多,但井井有条。人人自己带着垃圾袋,所有垃圾带回酒店交给服务员,街边垃圾桶都很少。东京涉谷附近就有垃圾焚烧厂,建在市中心,没有人觉得异常,这是需要很高的技术、管理以及公民信任才行的。

下面的两张照片是我的朋友易珉先生在日本拍的,他现在是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顾问,一直非常关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问题。一张照片是日本铁路车厢里具备应急功能的可拆卸组合座椅,可作为临时楼梯、担架、踏板等多功能工具帮助旅客疏散和抗灾。另一张照片是今年6月18日日本大阪北部地震,高铁地铁停运,民众和公共服务者如何淡定自救。

我在大阪的观光胜地“大阪城”也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楼梯的指示系统,一张是历史上修壁垒,每个建筑商都把自己的商号刻上去,既是相互区别,也是负责。我想到我们很多公共设施的指示系统,一些大品牌商家的指向很清楚,而让老百姓很容易清晰识别的路标却很不清楚,字号也太小,像是迷宫。我们的很多建筑商都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对历史和长久负责的责任心却很轻。现在有一种现象,很多建设这个国家的人要移民到别的国家去,我说这一定有政府方面的问题,但这么没有安全感,会不会也跟我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没信心有关呢?就像种地的用了太多农药化肥,不吃自己的农产品。养鸡的打激素,自己也不吃。我们高歌猛进40年,最后对自己的产出没有安全感,要逃离,真是太悲哀,真该醒醒了!

易珉不久前去意大利,在北部山区小镇Montacino的小巷里发现墙上有个装置,请教当地居民,原来是一个便携式的心脏起搏抢救装置,并附有英语使用说明。山区农村老年人口多,交通不便,突发心脏病或心脏骤停比例很高,有了这些急救装置,对提高紧急救助率和抢救存活率有很大提高。当地居民很多人都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个装置抢救病人的培训,知道在紧急情况下如何正确使用。它不是摆设,实际抢救功能很强,在心脏病人发病的黄金7分钟内很容易从分布在小镇里的墙上找到。我看了易珉的文章,想到自己对意大利的印象还是“欧猪四国”之一(当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债务评级差,国家首字母连成“PIGS”),不免惭愧。意大利的经济增长肯定远远不如中国,但老百姓的心安程度,估计绝不会像我们这样。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需求侧,也不在供给侧。我觉得关键在公共侧。

公共侧就是公共服务,公共治理,公共监督,公共规范。这方面弄不好,大家挣再多钱也心里不安,弱势群体更难以心安,当然影响消费。公共监督上不去,有些乱来的企业得不到处置,继续浑水摸鱼,供给质量当然也保证不了。

公共侧需要政府、社会、民众的共治。中国的经济社会好像一辆列车,每个人都是乘客。在日本看到中国高铁上占别人的位还理直气壮不让座的新闻,对照日本的规定,比如“请不要占座”、“有些不适合在公共场所做的事要避免,比如:吃东西,化妆,喝酒,看似随意的坐在地上”、“请不要打扰身边的人”、“在门边时请不要影响上下车”、“这个坐姿看似浪漫随性,但真的会绊到上下车的老伯伯的”、“请不要在地铁上化妆,会影响到身边人”,而且这些规定都是人人遵守的习惯。我不禁想,从日常生活文明的角度,我们在全世界的得分能排第几呢?我们每个人的平均素质决定了社会的文明程度!

中国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说,放宽市场准入今年有六个“一”: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政务服务一网办通;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我相信他的真诚,我猜想今年这么多拉拉杂杂的烦心事,他的内心也不好受,也不容易。面对官僚化的惰性,体制性的疲累,结构性的矛盾,素质性的差距,谁在其位都难。如果我们回看一下从1998年开始有全国两会总理记者招待会直播的场景,20年了,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压力萦绕在他们眉头。我真的希望,在互联网、大数据所支持的开放环境下,随着信息化服务水平的提升以及政府改革的深化,有一天我们的政府领导人也会自然生出灿烂的微笑,放松的幽默,轻松的神情,而不是这么重!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压力,需要不掩饰问题的真诚,需要不做表面文章的真正的信心,也需要炉边谈话式的坦诚沟通。溜须拍马,随便应付,互相伤害,机会主义,只能让问题越来越糟。同时,康德说的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每个人、每个社会角色都需要为之敬畏,为之自省。公共侧的改善,需要的是集体发力。政府改革首当其冲,同时,在每个人的良心侧,灵魂里,都可以秉承从古至今的永恒价值标准,坐言起行,融入日常行为,让价值无处不在。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不审势即宽严皆误。经济社会空间的信心韧性与晴朗空气,从我们的每一次呼吸开始,它源于我们每个人也影响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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