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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长文: 抉择与国运

2018年08月10日 06:40 转载自: 格上财富   阅读:94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最近,关于国家的发展模式,各方面有诸多的争论,譬如,批评去杠杆的有之,建议避免走老路(基建和地产)的也有之,同时,中兴通讯事件等一系列技术封锁事件也让大家对所谓的制造业升级充满了忧虑。

所以,我们在资本市场看到了一种迷茫:是继续走老路,还是开拓一条新路?新路又在哪里?这一篇文章,将从宏观和历史进程的角度去回答这些问题。

由于讨论的问题有些复杂,所以,我需要从根子上澄清一些假设,捋顺一些问题,以及要掉不少书袋,敬请原谅。

宏观经济学的一些掌故

尽管伟大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但是,学界似乎并没有对他保持足够的敬意——学校教的都是希克斯和汉森改良过的宏观经济学,至于为什么不教原汁原味的《通论》呢?我个人的推测是,他们觉得老爷子没写几个模型,描述的有些含混,但希克斯他们把书中的东西都模型化了。所以,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宏观经济学,要么是模型化的凯恩斯主义,要么是新古典经济学。

尽管经济学院的学生都学过改良版,但去看原版的《通论》,还是觉得有些困难。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原版更多的篇幅是在挑战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作诸神之战,但改良版的就是简单地列出假设,推导模型,得出结论。

这不由地让我想起,曼昆那本赚了很多钱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那一句让这本书物超所值的话:

经济学的艺术就在于明白,什么时候假设是一种澄清,什么时候假设是一种误导。——N-格里高利-曼昆

宏观假设的分水岭

人们会很自然地设想,一个人在不索取他人的情况下使自己致富的行为,也会使整个社会富裕起来。因此,个人的储蓄行为必会导致平行的投资行为。同上面一样,这个命题又与另一个表面相似却又不容置疑的命题混淆,这后一命题是:个人财富净增量的总和恰好等于社会财富总量的净增量。——《通论》P17

凯恩斯在《通论》的第二章里,一直在澄清一个区别:鲁滨逊-克鲁索单人经济里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的关系,市场经济中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的关系。

在单人经济里,由于消费多少的和投资多少的决定是由同一个人同时决定的,所以,一个人少消费就意味着多投资,多储蓄——社会财富增加。从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单人经济里,社会可以通过个人少消费的方式增加社会财富。

但是,在市场经济里,消费多少和投资多少的决策是由不同群体决定的,至多是有重叠的两个群体在不同时间决定的。

那么,一个群体少消费,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个群体多投资吗,从而增加社会财富吗?凯恩斯的答案是未必。

市场并没有完美到那种程度,从而,可以那么有效率地平衡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决策。于是,凯恩斯就往前迈了一步:在封闭经济体里,产出由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决定,消费和投资。

独立性和预算约束的存在性

投资和消费独立性的程度,直接引出了另外一个特别要紧的命题:在封闭经济的恒等式“投资=储蓄”里,是储蓄决定投资,还是投资决定储蓄?

如果在单人经济里,消费多少,直接决定了不消费多少,直接决定了储蓄,从而,决定了投资。所以,在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完全相关的世界里,储蓄决定投资,个人有预算约束,社会也有——少消费才能快速积累财富。

但是,在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完全独立的经济里,情况就变得十分不一样了,首先,产出=消费+投资,产出由消费和投资分别决定;其次,储蓄定义为产出减去消费;最后,我们可以得出储蓄等于投资,即储蓄由投资决定。所以,凯恩斯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单纯地减少消费,只能减少产出,并不会增加储蓄,因为储蓄由投资决定。这样就得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个人有预算约束,但整个社会没有。

对于一个贫穷的社会来说,其产品的大部分用于消费,因而只要有小量的投资就可以造成充分就业;反之,在一个富庶的社会中,如果富人的储蓄倾向与穷人的就业量不发生冲突,那么,投资的机会就需要比贫穷的社会中多得多。如果在一个潜在富裕的社会中,投资诱惑较弱,尽管这个社会富裕的潜在性很大,有效需求原则仍将迫使它减少其实质产量,直至会使这个社会达到如此贫穷的程度,令其实质产量超过消费量的那一部分削减到适应于其微弱的投资诱惑。————《通论》P24

凯恩斯在这一个章节里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分析,为何一个社会会出现“能富而不富”的矛盾现象。本质上,还是基于投资独立于消费的核心逻辑。

发展进程与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里,我们想把鲁滨逊-克鲁索经济和凯恩斯描述的“有缺陷”的市场经济,放到一个框架下。

通过把所有的经济体都塞到一个框架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意思的并有一定政策含义的结论。

在最穷的经济体——鲁滨逊-克鲁索经济体里,预算约束程度十分紧张,所以是,主导模式是“储蓄决定投资”,社会需要省吃俭用积累财富。

随着社会的富裕程度增加,预算约束的程度越来越低——尽管穷国的总体模式是“储蓄决定投资”,但是,预算约束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

等穷国穿越“模式分割线”成为中等收入国家,预算约束程度进一步降低,经济模式彻底切换为“投资决定储蓄”的模式。这时候,这个国家面临一个问题,它的制度基础是否做好准备,彻底地适应新的发展模式,没有做好这种准备的国家,将无法进一步提高国家的收入水平,因为国家的制度基础太差,投资机会太少,无法进一步地增加收入。那些富国之所以成为富国,并不是因为富裕,而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经济基础彻底适应了“投资决定储蓄”的发展模式。

出口导向经济和荷兰病

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出口我们积累的大量的财富,这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好处——快速积累财富。

快速的财富积累,让我们以更快的速度穿过“模式分割线”,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却极有可能没有做好准备——真正成为一个“投资决定储蓄”发展模式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仍然想要“复制旧日成功”,继续通过出口推动财富的增长,就极有可能患上荷兰病,造成了产业之间的极度失衡。

20世纪5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业,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国际上称之为“荷兰病”。——摘自《百度百科》

单纯地追逐数量上的成功,会极大地损害既有的产业结构和制度基础,现在罹患荷兰病的国家有很多,俄罗斯、沙特、委内瑞拉等。

所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穿越“模式分割线”的时候面临前后夹击,一、数量的追逐破坏产业结构和制度基础;二、新的发展模式对产业结构和制度基础提出更高的要求。

现在,我们的好运气似乎用完了,不能仅仅靠外需了,得转向内需。——作者按

如何增加投资机会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增加投资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就是盖房子修铁路吗?对于没什么基建投资可以搞的经济体,凯恩斯主义者们开出的药方也很简单——把路拆了重建,甚至可以建造金字塔。

然而,这种药方仍然没有理解透彻“投资决定储蓄”这种模式的本质,为什么要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相反?反转预算约束的充要条件是什么?相对稀缺性才是决定方程方向的核心因素。如果要素比投资机会更稀缺,那么,储蓄决定投资;如果投资机会比要素更稀缺,则投资决定储蓄。

如果投资机会那么容易创造,那么,投资机会显然不比要素更加稀缺,发展模式就仍然处于“储蓄决定投资”的阶段。

为了更形象地解释这里的逻辑,我准备构作一个小故事(我不喜欢讲故事,太容易出现误导,这里没办法了)。

懒汉故事:在沙滩边上有一群懒汉,他们不缺吃不缺喝,躺在沙滩上无所事事,他们没有消费约束、没有时间约束。如果这个世界,仅仅以懒汉们吃喝的量来计算收入水平的话,那么,收入的量就是Y=C,即他们消费的量。


这时候他们真正稀缺的是打发时间的手段——不能一直躺在沙滩上啊。于是,他们开始堆沙丘,堆好了又被海水冲垮,如此往复。这是一种乐子。于是,在这个框架下,我们找到了两种找乐子的方法,一、数量型的,堆更多的沙丘;二、种类型的,寻找更多的打发时间的手段。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里,这群懒汉可以像西西弗斯一样搞数量型游戏,堆更多的沙丘,然后,再被大海冲走;但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里,数量型的办法面临挑战,如果隔壁沙滩的懒汉更富有创新精神,那么,他们会创造很多新的玩法,给予“堆沙丘”这种旧玩法以“降维打击”——大家都去学习新玩法,老玩法就要被抛弃。

这个故事的内核就是另一位大神——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于1912年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里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

在熊彼特(1883~1950)看来,“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并进而破坏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创造和破坏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竞争而是依靠创新的竞争实现的。每一次大规模的创新都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摘自《百度百科》

尽管凯恩斯和熊彼特两位大神既惺惺相惜,又彼此不屑和争论,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投资,但依靠的不是数量的重复,而是,创造性破坏的投资——种类的提升。

发展的真正制约

站在凯恩斯和熊彼特两位大神的肩膀上,对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得更通透,真正制约中等收入国家继续往前发展的不是钱也不是要素,而是,创新的能力。

这时候,制约这个国家的已经不是财富方程——“储蓄=投资”——的左侧,而是右侧。左侧纯粹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有钱就可以,就可以买到足够多的要素;但右侧显然不是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一个质量的问题,即一个经济体能有多大的创新能力,提供出多少真正的投资机会。显然这个问题是极其麻烦的,提高数量容易,提高质量太难,这涉及到教育、文化、体制等一系列问题。关于体制效率制约经济发展的讨论,我们可以参考前文《疫苗事件背后的真正危机》。

经过长篇大幅的讨论,我们又得到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答案,真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作者按

更大的麻烦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有“荷兰病”和发展模式切换的围追堵截,其实,还有一个大麻烦,我们国家太大了,一部分人群突破模式分割线,一部分人还没突破。

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同时存在,会使得国家模式切换的过程更加艰难,失衡问题更加严重,一些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所以,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就极为重要。所以,在这个模式切换的关节点,侧重效率轻视公平的强行突破,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们不能让,一群人何不食肉糜,另一群人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所以,“三大攻坚战”的“扶贫战”是极为重要的一战——公平和社会保障的作用将极其重要。

国运之争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人们到底是在争什么?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吗?还是某任总统任期内的GDP数字好看不好看?我觉得,那只是国运之争的延伸,竞争的真正核心是谁能在科技领域牢牢把握创新的霸权——能掌握这个霸权的国家又将在未来独领风骚数十年,任何挑战这个霸权的国家,都将遭受拥有创新领域霸权国家的无情打击。

那么,我们不争了,投降行不行?不行啊,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保不齐哪一天领先者就对你来一次“降维打击”,像拍苍蝇一样拍在玻璃上。

在刘慈欣的著名科幻小说《三体》里,三体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智子就可以锁住地球人的科技升级路径,把地球人始终困在“推石头”或者“玩沙子”的阶段。

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取决于基础科学的发展,而基础科学的基础又在于对物质深层结构的探索,如果这个领域没有进展,科学技术整体上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即将锁死基础科学就等于堵塞该星球提升文明等级的道路。智子的基本原理就是潜伏在地球人的高能加速器后,替代高能加速器中的靶标粒子接受撞击而引起混乱的结果,从而使人类不可能找到正确的结果,也就无法对物质深层的结构进行有效探索,从而无法产生突破性的发展。——《三体》

结束语

最近,一些非你们所想的专家提了一些意见,他们把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去杠杆”上,并希望我们继续走“堆沙子”的老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堆沙子”财富自由了,希望政府能再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开始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后来,政治局会议开完了,并再次重申,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分析详见《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这是解码未来政策走向的关键》)。中央没听那些专家——继续“堆沙子”,给年轻人们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的意见,年轻人们也没义愤填膺地去要求。

看来,我们的发展进程的确到了一个阶段,往前往后都很艰难——往前走,阻力巨大,往后退,早晚被拍死。为了避免被锁死,以致于最后被拍死,避免在“堆沙子”上浪费时间,继续改革,并技术创新,就变成一条充满未知数但又不得不选的路子。

在“国运之争”里,我们还真是输不起了,也没多少时间了。

我们这代年轻人,虽然有些自私,但血性是有的,眼窝子也没那么浅,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像苍蝇一样被拍死,不堆沙子就不堆吧,您的好意,心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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