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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出问题了么?有两个学者发出预警!(真学问不是吹的)

2018年08月08日 06:47 转载自: 经济学家圈   阅读:97
作者: 韩薇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50

一位经济高官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身边出现了失业的人,那经济可能就真出现问题了。大家可以停下来想一想,周边的人是否有失业的,那种不愿意工作的不算。实际上,普遍的答案是,只要愿意,工作总是能找到的。普通人更是有这种想法,每每出现懒汉新闻的时候,民众都会有批评这些人怎么不出去找份工作的心理。

但实际上,这种情形在发生边际性的变化。经济学家圈注意到,起码有两个学者观察到这一变化,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张军,一个是李迅雷。张军实际上在2017年的时候就提到过,李迅雷最近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军态度鲜明,直接就提了中国的就业数字违反“奥肯定律”。经济学家圈在2107年首次就这点观察进行了推荐,当时社会的背景是在大谈“新周期”,一年后看,张军的观察是领先业内的。

张军分析指出,中国GDP从 2012年开始下降 ,因为政府不再实施增加总需求的政策,但是就业却没有下来。张军认为是政府促进就业政策发挥作用。这种就业属于低端就业,实际上效率并不高。

张军认为服务业也在下降,它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持续的恶化,但是它却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这不太符合常理。

张军说,实际上服务业短期能够吸纳那么多的就业,是以恶化劳动力增长为代价,从社会上来讲,你也是浪费人力资源,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重新还是要转移到我们GDP增长的长期的趋势上面。

张军这一观察非常犀利,复旦经济学派力度非凡。今年重读这片文章,震撼依旧,学者魅力非凡。

第二位学者是李迅雷。他是最近提出的。李迅雷是机构经济学家,这类学者对现实关注度高。他发现就业问题,不是由于研究,而是听别人说的。‘今天听到上海郊区的一位镇长这么说:在拆除违章建筑、环保达标等要求下,很多乡镇企业已无法经营,与工人签的劳动合同也无法执行下去,这些大龄职工无法转岗,面临失业……为此,我不由再去搜寻更多的统计数据,相知道这一问题从全国层面看究竟有多大。”

李迅雷用数据实际上证明了张军的观点,他说从2013年开始,第二产业新增就业人员出现连续五年下降,但从2015年至今的三年下降幅度明显放大,这三年第二产业合计减少就业人员1275万。

李迅雷分析到,这轮第二产业的减员,主要是建立在国企盈利增速大幅回升的基础上,根据财政部的数据,1-6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7176.3亿元,同比增长21.1%。而2000年前后,则是国企面临亏损的压力。他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轮制造业的减员,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民企员工,他们可能是这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利增速上升的牺牲者。

数据方面,2012-2017的5年间,流向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产、二产流向三产,一产、二产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下降了6.6个、1.2个百分点,三产占比提高了8.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二产就业占比达到峰值30.3%,随后就业人员开始流向三产。

李迅雷通过数据分析指出,还有约3337万人并没有实现在第三产业内就业。尽管对于中国庞大的就业人口而言,3千多万人口的转岗问题算不了什么,但其起因很特别:表明中国的产业正处在一个分化和集聚的时代,集聚带来机会,分化带来风险,后者才是决策者需要关注的问题。因此,在部分底层人员失业的压力之下,如何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应该成为首要任务。

不过李迅雷最后给出的结论看似合理,实际上缺乏严密的论证。他的结论如下: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解决部分低收入群体的转岗就业难题,还需要为今后服务消费价格的持续上升给居民带来的支出负担增大而提供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用于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应该在财政支出的占比中要大幅增加。总是通过支持基建投资来稳增长的模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附录相关文章:张军对就业反奥肯定律的观察

2017年09月23日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如果放到宏观经济层面上看,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框架,我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会看三个方面。第一个,飞利浦曲线,主要讨论失业跟物价、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第二,奥肯定律,主要讨论GDP增长跟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潜在增长率跟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经济宏观层面上看,这几年是OK的,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担忧的,但是长期来讲,可能会有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GDP的实际增长率在2012年达到转折点,2002年到201年的十年,实际GDP增长率是两位数,平均年度增长率为10.2%,但是2012年以后就下降得非常厉害。因为我们提出不搞大水漫灌的刺激。我们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前面有一些宏观政策的失误,所以我们的经济进入了一个危机和半危机的状态,需求在不断的收缩,这个时候又提出了“不刺激”。

  2013年,政府提出了要适应新常态,GDP不断的降低,这好像是必然的。今年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也是这个看法,这是必然的。我一直觉得,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这一定是必然的。为什么是2012年?如果是必然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给出一个证据?

  回到我前面讲的奥肯定律,实际GDP增长率,如果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失业率是一定会增加的。但我们现在的每年新增就业,媒体上报道,2013、2014、2015、2016,一个数字,1300万人,这个新增的就业。

  我就觉得很有趣。如果在美国,在其他的发达国家,这是不可能的,GDP下降了这么多,你还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就业,我觉得这是变魔术。但我不得不相信,1300万城镇新增就业,这是真的。1300万就业岗位中,大学毕业生占了大概700万,大概新增的农民工有两百多万,其他的就是下岗再就业等等,我们为什么能做到1300万的新增就业,在城镇地区,1300万新增就业你会发现,其实政府的政策在起作用。

  基本上,我们是靠政府的政策在维持1300万城镇的新增就业数量,即使GDP已经下降了这么多,而且一年比一年低。在2014年,第一次把新增城镇就业作为政府最重要的表现。而且把这个目标提高到一千万以上,每年都要超额完成,政府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如果大家在网络上找找,你会发现非常有趣,为了要实现新增城镇就业1300万的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动了很多脑筋。

  其中包括刚刚讲到的,农民工要大量返乡就业。这个1300万的目标,不是必然的,我们在经济下行这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中国的政策去创造的,完全是政策效应。大家想想,在GDP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就业岗位?

  我想来想去,只能是服务业,所以统计上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把GDP的增长率作为分母,把就业增长率作为分子,那么它这个比率,在经济学,就叫产出的就业弹性。

  我把中国的制造业跟服务业分开,服务业的产出就业弹性,就是服务业GDP的就业弹性,在2012年以后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增加,过去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GDP增长的就业弹性是下降的,而且包括服务业。因为服务业越来越高端,所以其实是下降的,但是2012年以后,我们看到其实它是突然跳上去的。

  为什么我们服务业产出的就业弹性魔法似的突然跳上去了呢,这是为了要解决城镇失业率的压力,统计局给出的按部门计算的就业增长率,非常有意思,整个颠倒了。这几年,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率远远高于制造业。而在七年前,还是制造业的就业增长率高于服务业。这几年,特别是2012年以后,政府政策发力为的就是解决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否则我们不能理解,因为这不符合奥肯定律。

  现在我们明白了,是政策原因,但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有什么办法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就业?我们猜测,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劳动力,要么回乡,要么进入低端服务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海的街头多了很多拿非常低工资的就业人员,比如协警,他是属于要安排就业的这样一个新增的岗位。

  现在没有很微观的数据,我们把金融、银行、保险、教育,通信产业,信息产业等12个高端服务业拿掉,假设剩下的都是中低端的服务业,我们看到,2012年以后,低端服务业吸纳的就业数量是在不可思议的扩张。

  念经济学的知道一个道理,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行业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一定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上升,所以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进来,把边际生产力拉平,达到最优,这是创造就业的基本的道理,否则他不需要吸纳那么多的劳动力,但是中国的情况时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没有上升,而是在持续下降。

  换句话说,吸纳这么多人到服务业,不是因为服务业有这个吸纳的能力,而是因为政策原因,被迫吸纳更多的劳动力。所以统计上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跟制造业一样在明显持续的恶化。

  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恶化,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经济下行,实体经济需求在收缩,大家不愿意往投资,而且我们还要去产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过程当中,它应该释放更多的失业人员,这样才可以维持。但是服务业也在下降,它的劳动生产率也在下降,持续的恶化,但是它却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几年,政府一直有这个看法,我们经济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因为我就业问题保障了。现在就业的保障,按照克强总理的说法,这是最大的民生,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民生是要确保就业,但是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个就业的创造是怎么来的?因为它不符合常理,我们能够做得到,让城镇保持一千三百万人的新增就业。

  大家一定会去问,那你何苦呢?为什么你不去在政策层面上,不去刺激这个经济呢?你让经济增长率更快,让制造业能够复苏。它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或者说它可以减少失业人口的释放,然后劳动生产率还会增长。

  现在你说不能让经济增长率比这个更快,但是我又要它创造的就业不能减少,我觉得这是当前宏观政策上面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作为经济学家来讲,这个组合其实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至少我不能接受。

  每年就全国来讲,新增就业人口基本上是270万,这些年基本都是很平稳的,但是尽管现在有1300万人新增的就业,但是城镇的就业增长率,其实在过去五六年下降得非常多。在城镇就业增长率下降的同时,全国的就业增长率比较平稳,这是什么道理?我想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就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回乡了。他保持在乡就业,你们政策老在变来变去,前面让我们进城,后面让我们回乡。在数字上,他可以使我们的就业增长率,保持一个基本的平稳。实际上,城镇的就业增长率,并没有平稳,而是逐年下降。所以即使我们解决了1300万人的新增就业岗位,但是我们面临的就业压力还是很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能高枕无忧,不能说现在的实际GDP的增长率回落到百分之六点几,我们就是新常态,或者我们还是会维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不希望在经济增长这个层面上,仅仅把注意力放到就业上面。实际上服务业短期能够吸纳那么多的就业,你是以恶化劳动力增长为代价,从社会上来讲,你也是浪费人力资源,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重新还是要转移到我们GDP增长的长期的趋势上面。

  未来五年,我们潜在增长率到底多少,我们看不见,没法知道,但是我刚才讲了,我们念经济学基本我们可以通过观测,名义GDP增长率跟实际GDP增长率的关系,大概来推测实际GDP增长率跟潜在GDP增长率的关系。

  我们的名义GDP比实际GDP增长率下降得快,而且2012年以后,斜率非常陡。大家会发现,2012年以后,我们制造业领域附加值,名义GDP已经低于实际GDP增长率。这说明在制造业已经出现了通缩。价格总水平在下降,PPI不是有四年半的时间都是负的增长吗?一直到去年,9、10月份以后PPI才慢慢接近于零增长,现在大概有6%的增长,所以整个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已经基本不管了,转入了供给侧去产能,我其实一点不反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其实宏观经济当中,有一些变化,我们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仅仅是没有办法的情况,因为我们不关注了,所以大家不讨论了,也不说了,但是就业的压力依然在那里,而且越来越大,所以政府只能用就业创造,作为最大的民生这样一个口号,来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着力解决这个就业问题。

  可是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短期创造的就业机会,只能靠低端服务业来支持。今天也有很多媒体宣传的时候,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一天到晚说中国的服务业占比,这里面包含着中长期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太大的失业问题,就业压力问题,实际上,我们制造业的名义GDP下降这个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他已经低于实际GDP的增长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微观来看,企业也好,投资者也好,谁愿意去实体经济投资,大家没有信心,宏观经济层面,因为新增就业要基本维持在1300万,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不着急,但是微观上,我们的企业,又天天说,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挣不了钱,而且整个价格实际上是没有上升的信号。

  我们已经相信中国经济的需求侧没有问题,所以希望央行、财政部要收紧货币政策,结果果然也收紧了,现在的数据也下来了,前一阵子,业界讨论有没有新周期,也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其实这个情况,我相信各个企业都知道,他们没有信心,不愿意投资。

  虽然从宏观上讲,我们有债务的问题,产能过剩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局部的。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不好,需求在收缩,那么大家都没有信心,不愿意投资,生产率当然不能增加。所以这样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业压力就转移到服务业,服务业就靠低端的来吸纳。所以劳动生产率在持续的恶化,不仅仅制造业,还有服务业,你未来的增长率,靠什么维持?那么是靠劳动生产率,如果劳动生产率不能恢复正常,未来增长的前景就会变得比较黯淡。现在民间投资是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基本上已经不增长了。所以中国政府已经在收缩资产负债表了,但国际评级机构还是会给主权信用降级。

  最后作个总结,我们的就业增长看上去很强劲,实际上不要忘记,还有大量的农民工回乡。中国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好像高枕无忧,就业不是一个问题,失业率也没有大幅度上升,但是这个是靠短期的就业促进政策来维持宏观格局的。中长期是不可为之的。劳动生产率在持续恶化,劳动生产率不增长,收入不能增长,收入不能增长,所有其他的问题都会恶化。

  再加上2012年以来,我们的经济物价水平已经进入到轻度通缩的局面,制造业尤为严重。全球现在都在找通货膨胀,因为全球都是需求在收缩的。美国的GDP增长率上去了,失业率也下降了,甚至降到历史最低。但是,美国的物价不涨了。所以,人家问通胀哪里去了,我们要把它找回来,美联储也好,日本央行也好,欧洲央行也好,这些央行都把2%通胀率作为首要的目标。但是现在都完不成,只有中国的宏观当局的目标不是通胀,而是就业。

  我倒是觉得现在需要关注通胀,物价能不能上来一点,CPI现在拿掉大宗商品跟食品,其实只有不到1%的变化。PPI刚刚转正,所以GDP的价格指数还是很低,增长很低,可能也需要考虑宏观政策,特别是我们的货币政策,需要考虑把通胀在短期里面,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点,至少是目标之一。

  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的通胀回到3%左右,实际GDP增长率跟潜在增长率之间的距离就很小很小。但是现在物价水平这么低,六点几的实际GDP增长率是在潜在增长率之下的。

  所以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GDP有加速的趋势,去年全年是6.7%,今年我们上半年做到6.9%,这是实际GDP的增长率,我们名义GDP增长率现在回到13%左右。说明这个价格,开始有所回升,这主要是上游,中下游还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来维持。

  换句话说,一个没有通胀的经济,大家没有信心,不愿意投资,劳动生产率不可能提高。如果我们可以维持适度的通胀,这就表明我们宏观政策上,需要把通胀作为一个目标。我们的宏观政策,会帮助这个经济,它的名义GDP的增长率开始加速,开始领先于实际GDP的增长率,让实际GDP的增长率,接近甚至略微超过一点我们的潜在增长率,这个时候,我想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就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度的增长。

  我个人觉得现在的状况,其实是政策造成的,这个禁区其实是可以突破的。关键的问题,大家要想明白,如果名义GDP上去了,我们有比现在更高一些的物价水平的话,那么实体经济的投资就会加速。整个经济的状况,需求,就会起来。

  这个时候,我想我们的就业创造,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的就业创造,要比现在好得多。也不需要让我们的服务业去承担,过分的承担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我想他也没有这个能力,真正能够在就业创造上面,有如此的担当。这样我想我们的制造业跟服务业,可以并驾齐驱。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服务业的比例,一定要高到什么程度,我想那是一个结果,现在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手段。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未来让我们实际GDP能够回到7%以上,让名义GDP的增长率,能够在15%以上,这样一个运行的状况,我个人觉得是可能的,而且它在就业创造这个层面上,会分摊我们服务业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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