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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魁:中国经济学家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巨大误解 中美差距比想象的大的多

2018年06月07日 06:56 转载自:经济学家圈   阅读:78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处于前沿的美国有较大差距,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要达到美国60%的水平,必须要下大气力重振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一、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不是此消彼长、相互对立关系

十九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一些论述,提出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并就制造业升级、新经济和新动能、技术创新等内容进行了阐述。 201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

到底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到底以哪些指标来衡量高质量发展?都需要认真研究。十九大以来,许多研究人员都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了阐释和解读。一个值得注意的认知就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降,无法追求高增长速度,所以转而追求高质量发展。譬如关于十九大精神的一些重要辅导材料就认为:我国经济增速从过去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步下降到目前6%左右的增长,综合国内外主流研究的观点,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总体上处于6-7%区间;要从简单追求速度转向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从微观层面不断提高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经营效益。

无疑,无论从劳动力供给还是资本形成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主要工业产品的需求空间和可能需求增速来看,很难想象我国经济还会像改革开放以来最初三十年那样保持较长时期高速增长。但是,也不应该把速度与质量理解为此消彼长、相互对立关系,并狭隘以为低质量不过是高速增长时期的严重污染、严重消耗,以及不令人满意的产品质量、服务水平。事实上,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角度来审视,高速度往往与高质量联系在一起。一项对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Perkins 和 Rawaki,2009),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时段也是TFP高速增长时段,并且是TFP对GDP增长贡献率最大的时段。其他许多研究都有类似的结论。至于往往出现在高增长时段的糟糕生态环境状况,其实未必是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而是监管(主要是社会性监管)太过失败造成的,即使没有经济增长,监管失败情况下也会出现糟糕的生态环境状况。

表1:建国以来我国各时段的GDP增速和TFP增速

时段

GDP年均增速(%)

TFP年均增速(%)

TFP对GDP贡献率(%)

1952-2005年

7.0

2.1

30.9

1978-2005年

9.5

3.8

40.1

1985-1990年

7.7

3.1

39.7

1990-1995年

11.7

6.7

57.3

1995-2000年

8.6

3.2

36.8

资料来源: Perkins 和 Rawaki,“预测2025年前的经济增长”,勃兰特和罗斯基主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格致出版社,2009年

笔者之所以提示,高速度与高质量并不是此消彼长、相互对立的关系,是想提醒,即使高增长阶段在客观上已成为过去,学者们和官员们也不应该对经济增速的分析和预测抱有过分自信,更不应该对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分析和预测抱有过分自信,我们不要轻易认为研究人员掌握了经济增速的变化规律、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政府更不应该由此僵化地设定增长目标、产业规划并制定有关政策。在一些年份、一些时段,经济增速出现较大起伏或保持较高较低,一点也不奇怪。不得不提及的一些事例就是,在世纪之交,一些对我国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国内外研究机构,对我国“十五”期间或“十五”至“十一五”期间各年经济增速进行预测,它们的预测值要么在7-8%之间(白和金主编,2001),要么低于7%(世界银行,1997),而我国经济增长实际速度在2002年就超过9%,此后三年均超10%,根据预测制定的国家规划在实际当中当然捉襟见肘。

二、全要素生产率应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

中央提出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的确十分重要。从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来看,指标体系太复杂,就难有较强的指向性和引导性。即使要使用较多的指标,也应该确立极少数核心指标并赋予较大权重。

指标的设置和选择,当然涉及到对发展质量的理解。笔者理解,高质量发展,主要应该体现为生产的效率更高、增长的普惠性更强这两方面,当然也可包括生态环境更好等方面。这两个方面,既覆盖了生产环节,也覆盖了分配、消费环节,而且便于衡量。如果还要往前延伸,考察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和过程,例如分析产业结构、经济体制等,则会牵扯太多指标,并无多大必要。衡量增长的普惠性,可以把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作为核心指标,此外也可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和其他指标。衡量生产效率,则应该把TFP作为一个核心指标。TFP尽管并不容易获得一致的计算结果,甚至在学术上也难以得到严谨的、清晰的解释说明,但它包含了科技进步和各种创新,包含了管理水平和企业家精神,包含了人力资本质量,等等,而且在学术领域,有很多相关资料和数据可以利用。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只有主要依靠TFP,才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TFP不能持续提高,是通向富有的屏障(帕伦特、普雷斯科特,2010)。

如果将TFP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我国未来的发展质量并不乐观。由于更高的GDP增速往往与更高的TFP增速相对应,未来我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那么提高TFP增速就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果将基尼系数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指标,提高发展质量更不容乐观,因为我国基尼系数不但很高,而且在过去几年轻微下滑之后,最近又有所抬升。 总的来看,我国高质量发展之路很不平坦。

与许多学者一样,笔者使用由几位美欧经济学家(Feenstra, et al,2015)开发的潘恩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简写为PWT,该表最新版即9.0版的数据截至2014年),来说明我国TFP增速在2010年之后快速下滑的情形,并分析未来我国TFP缩小与美国差距的情景。图1显示了本世纪以来中国和美国TFP的增速变化。

图1 中美TFP增速(%)

数据来源:PWT V9.0

可见,2008年之前,中国TFP增速明显高于美国,但2008年之后,两国TFP增速都显著下滑,而中国的下滑比美国更加严重,这导致两国的TFP增速差距显著缩小。此外,2009年以来,美国TFP增速呈现从谷底回升的明显趋势,而中国的回升趋势不太明显。从这一点大致可以感悟,尽管2009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这些并不一定体现为TFP增速的明显提升,所以TFP增速与单纯的科技进步的关系并非是线性关系,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此,如何在未来提升我国TFP增速,从而提高发展质量,远不是增加科技投入、增加研发经费那么简单。

三、2035年中国TFP能达到美国60%的水平吗

潘恩世界表显示,2014年,我国TFP只相当于美国43%的水平。笔者估计,2015至2017年,美国TFP增速呈温和上升势头,但中国TFP增速在2015年继续下滑,可能已经低于1%,而2016年和2017年应该会有所上升,所以2017年中美TFP差距与2014年相若。

美国作为生产率前沿国家,是绝大多数经济体的赶超标杆。许多后发工业化国家,都曾通过工业化实现了与美国TFP差距的显著缩小,日本、韩国等东亚成功的工业化国家更是这样,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里也缩小了与美国TFP的差距。日本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阶段,TFP达到美国的81%,这时是1980年。韩国在这个发展阶段,TFP达到美国的60%,这时是1991年。81%和60%分别为日本和韩国追赶美国TFP的峰值或阶段性峰值,此后日本的追赶停止了且后退了,韩国的追赶也基本停滞了。我国目前尽管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但许多研究都认为已经接近或转入工业化后期,如果参照日韩的情形,我国TFP对美国的追赶步伐有可能显著放慢,而近年来中美TFP增速的变化趋势已显现这样的端倪。

如果延续目前中美TFP增速的情形,到2035年,也就是十九大确定的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中国TFP对美国的追赶,将远远低于日本在1980年的水平,也明显低于韩国在1991年的水平。笔者剔除受四万亿刺激计划巨大影响的2009年数据,也剔除受欧美金融危机巨大冲击的2008年数据,将2010-2014年我国TFP年均增速1.31%,作为2015-2035年我国TFP年均增速的预测值,这个数值略高于2014年实际值1.25%。同时,将2000-2014年美国TFP年均增速0.76%,作为美国2015-2035年TFP年均预测值。在这种情景下(情景一),到2035年,中国TFP只达美国48%。

图2 2035年中国TFP对美国的追赶(情景一)

数据来源:作者预测;左轴为TFP水平(2014年美国为1,中国为0.43)

将2015-2035年中国TFP年均增速预测值设定为1.5%,可能更加合理。假定美国TFP在此期间仍然以0.76%的速度提高。在这种情景下(情景二),到2035年,中国TFP将是美国的50%。

我们假定中国TFP增速在未来几年会明显提高到2.0%,并且在GDP增速趋缓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这个TFP增速直到2035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要变成现实并不容易。如果中国和美国分别以2.0%和0.76%的年均增速提高TFP(情景三),那么到2035年,中国TFP将是美国的56%。

到2035年,我国既然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TFP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四十几或者五十几,似乎与高质量发展不甚匹配。我们不参考1980年的日本,但可以参考1991年的韩国,即TFP水平达到美国的60%。如果将超过美国TFP水平的60%作为我国2035年的目标,那么只有当中国和美国分别以2.5%和0.76%的年均增速提高TFP(情景四),这个目标才可以实现,那时中国TFP为美国的62%。

图3 2035年中国TFP对美国的追赶(情景二、三、四)

数据来源:作者预测;左轴同图2

上面四种情形,一直将美国TFP未来年均增速设定为0.76%。但是,如果剔除2008年和2009年美国遭受金融风暴冲击时TFP增速为负和为零的数据,那么2000-2014年期间,美国TFP年均增速为0.93%。美国经济发展早已越过了工业化阶段,即使政府大力推动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笔者认为,也很难实现持续多年的工业高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因为,尽管美国是技术和创新前沿国家,但当没有工业产出膨胀作支撑时,其TFP增速不可能长期走高。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TFP增速的长期均值比较稳定地处于1%左右的状态。从各种因素来看,将美国未来十几年TFP年均增速设定为1%,可能是合理的。此时,中国TFP年均增速必须达到2.7%(情景五),才能在2035年超过美国TFP60%的水平(61%)。

图4 2035年中国TFP对美国的追赶(情景五)

数据来源:作者预测;左轴同图2

四、如何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目前GDP增速接近7%,TFP增速尚不到2%。如果GDP增速在未来十年果真下滑到5%左右的平台,那么要实现2.7%的TFP年均增长,也即要使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以上,笔者判断,这非常困难。一些研究(何建武,2014)预计,我国TFP年均增速在2014年开始的十年里将会在2%左右。从我国历史情况以及国际经验来看,TFP对GDP增速的贡献率达到百分之三四十并不难,但超过50%则比较少见。因此,应该趁着我国GDP增速仍然较高的时候,就刻不容缓从现在开始重振全要素生产率。

重振全要素生产率,必将是一场攻坚战。中央已经决定,近三年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而重振全要素生产率这场攻坚战,将会更见艰巨、更加长久,不但因为TFP看不见、摸不着,还因为经济学并不能清晰地揭示、完整地解释TFP。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还是新增长经济学框架,事实上是出于学术上的无奈才会设计出TFP,与其说这是一个算出来的参数,还不如这是一个算不出来才有的参数。

从现象来看,TFP高速增长往往是后发经济体“压缩式”工业化带来的,特别是由主导行业(主要是制造业中的一些行业)所推动的,因为先行国家几十年发展这些行业的历程,被后发经济体“压缩”到十几年甚至几年里完成,其实也相当于先行国家数年的生产率上升被后发经济体“压缩”为一年的生产率上升。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这可以带领我们走出“科技越发达TFP增长就越快”的误区。未来十几年里,中国很难出现新的主导性制造行业,这将是TFP快速提高的最大制约因素,所以很难指望再次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前十年那样的TFP高增速盛况,因为那时有家电工业、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等主导性制造行业相继出现、轮番登场。更麻烦的情形是,当缺乏主导性制造行业时,如果原有的制造行业不能持续提高竞争力,或者出现某些政策失误,譬如误以为服务业将成为支柱而将经济资源过于集中于此,就有可能走向“去制造业化”。这是许多国家的教训。完全可以说,重振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持续繁荣,制造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年里,我国经济中金融业份额不正常上升而制造业份额过快下滑,值得警惕,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TFP增速的提高就更加困难。

没有主导性制造行业的TFP增长,意味着要素在行业间的转移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重要意义,而促进要素在企业间的转移,特别是向高生产率制造企业转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在识别主导性制造行业、扶持主导性制造行业方面,尚可参照先发国家的经验,但是在识别和扶持高生产率制造企业方面,则没有什么优势。充分让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作用,同时发挥政府在加速劣汰方面的助力作用,可能是比较关键的政策选择。我国存在大量低效率企业,也有不少僵尸企业,它们占有和消耗了大量要素,政府不但不应该维持和救助,反而应该减少其关闭、破产障碍,促使它们尽快退出经济活动,这样的做法对于生产率的重振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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