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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看时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2018年05月14日 06:48 转载自: 正和岛   阅读:188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岛 君 说:“雪地上荡漾着欢声笑语,那是我们的女篮在练兵,当她们苞绽花红之时,辛勤的园丁却不知让命运抛到哪里!”

1975年,在贵州的一个小县城里,担任青少年业余体校女子篮球队教练的王志纲,眼前是女孩子们的叽叽喳喳,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平庸岁月。怀着迷茫复杂的心情,他写下一首题为《园丁》的小诗,慨叹命运。

此前,他刚从泥瓦匠的行当里脱身而出。在那里,他的同伴不乏劳改犯、强奸犯等形形色色的各路人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他,借此对底层社会的苦难与情状有了直接的感知。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命运之神的注视下,他此后将经历兰州大学学生、新华社名记者、电视制片人、学术研究者、地产总策划、智库创办人等多种丰富多彩的身份与际遇。

兰州大学里,伴随着大漠孤烟、荒凉落日,他反复地研读《资本论》和《毛泽东全集》,这为他日后在南中国多次引领舆论风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名记者下海后,他又幸运地赶上了地产业勃发的时代,这架日夜轰鸣的“造富机器”让他成为这个国家里很多财富神话的幕后推手,却也让他饱览金钱背后,人性的多种复杂面相。转型城市策划,他的客户不乏如今庙堂之上的正国级领导人。这么多年来,不粘锅的性格让他错过不少“机会”,却也换来了安心与安全。

如今的他,已到了含饴弄孙的年岁。他常常望着肩头上压迫着自己、正志得意满的小不点,玩笑涌上心头:自己是不是反该叫他爷爷?这种时候,江湖已远,一路踏浪而行的他,老疲,却又自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管他世间万千事,闲来轻笑两三声。

这个中国第一代的“知识网红”,朋友圈里多是些吃喝玩乐,忘情山水之际他也常忆起当年风云激荡的日子。在那首《园丁》小诗落笔十年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一战成名,眼前洞开一个希望无限的新世界。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一扫沉郁之气,转为舞台明星般的骄傲抒怀:“感谢机遇为我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天地,在这个擂台上,我能随时享受到击败对手的胜利喜悦,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弄潮儿!”

对于中国脉搏的跳动,他依然保持着敏感的触觉。他每年的大势分析,依然引爆新媒体,从去年的《乱世生机》到今年的《中国的逻辑》,都过了百万阅读量,甚至被中央党校拿去当做参考资料。只是,今日不与旧时同,媒体江湖一片喧嚣背后,其实是一片萧索。但他看的是大局,在他眼中,全球大棋局,中国正处在一个关键点位……

1、父亲与岳父磨快了我这把刀

我出生在贵州毕节的一个小县城,我父亲是一个中学校长,教育家,我家祖上是黔北甘溪河有名的士绅人家,耕读传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除了努力工作外,平时常常身着一套笔挺的黑尼外套,内穿一件白府绸衬衫,脚蹬一双乌黑的牛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在我们那小县城确是鹤立鸡群,完全一幅整洁干练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他每天都会带三份报纸回家,《参考消息》、《文汇报》和《贵州日报》,让我们对四海九州、大江南北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经常和我们兄弟几个纵论天下,从小就给我们讲王阳明,讲龙场驿,讲奢香夫人,讲明洪武年间开埠云贵,又经过清明两朝近百年来历任君主的改土归流方针,羁縻千年的化外之地终为王土等故事。

那时候,我刚度过了识文断字的初级阶段,开始迷上了一套讲解中国成语的连环画。父亲常常在家,正好可以随时给我讲解读不太懂的书中故事。当有一次我问起什么是“龙场悟道”时,就见父亲的脸上一扫阴霾,突放光彩。父亲说悟道的主人是我们的同姓本家,悟道的地点就在离我们家不远处的修文县龙场驿,距离有二十里多路。话说古代贵州属于瘴疠之地,是朝廷贬官和充军发配的首选。时任兵部主事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罚贬至龙场驿。那年头,贵州只有奢香夫人修建的五尺道与外交往。这条道从贵阳经黔西、大方、毕节、乌蒙山通往云南,而龙场驿则是五尺道上的第一休息站,王阳明在此当了“驿丞”,相当于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招待所的所长。仕途中辍,王阳明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利用这难得的淸闲,潜心悟道,终于得出了“心学”。

什么叫心学?父亲只告诉我三句话,“格物致知”、“知行合一”和“致良知”。那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些短语的意思。但就在那一刻,父亲在我心里播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使我后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情有独钟。等到过了而立之年、智慧趋于成熟的时候,我才进一步理解了这三句话的真正内涵,同时也理解了为什么曾国藩、蒋中正都如此推崇王阳明。

如今王阳明似乎在一夜之间就火了起来,其学说已被炒作成了一个类宗教的神物。其实,阳明心学既简单,又深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实四句话就够了,主观意识没有建立的时候,人是客观存在的、无善无恶。当你的主观和客观接轨,产生欲望,才有善有恶。逐渐内修自省,区分善恶,这就是致良知的过程,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不停的斗争,为善去恶,这就是格物。

心学之伟大在于它突破了藏在书柜里几千年的宋明理学,直接走到实践中,提倡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王阳明可以说生活在大明的至暗时刻,刘瑾把持朝政,贪腐横行,积重难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敢于直言,主持公道,提笔安天下,上马定江山,他虽然屡遭磨难,阳明心学却光耀千古。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就像沧海一粟,你不能选择出生的环境,盛衰治乱,皆有天定。但是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吾心光明,夫复何求,把自己做好就够了。

我受益终生的学养积淀就是从父亲一次次的“庭训”中学到的,所以我很感谢父亲,家学家风就像是源头活水,让我受益终身。回过头来看我大学同学们,我们接受了同样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很多只局限在老师给的框架之内,殊不知这部分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简直就像一杯水,远不足以助你驾驭这一生的风浪。

当然在学习方面,我也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语言天赋不高,即使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仍然是深感无力,拼音发音不准带来了重重障碍,打电脑一拼音就打错,幸好现在可以手写,省去我一大麻烦。英语更是这样,我学了三四年英语,直到现在只会一句话,“long long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

1977年上大学前与朋友们的合照(后排左方为王志纲)

父亲在我年少时的教育,使我具备了观察事物的方法论雏形,包括通过客观和主观的演变,了解宇宙和世界,观察大势和人心。幼年时候我对大形势的判断力远远地超过我的同龄人,尼克松访华新闻曝光时,我周边的人都是懵的。我却深知,天要变了,时代将会重新打开。就像现在的朝鲜,既然要对外开放,就必须要走向人类的共识。

很多人问我从事这么多行业,从学者到记者,到房地产,到区域战略,到国家战略,这其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这里面其实最根本就是方法论。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砖头瓦块等建筑材料盖不成高楼大厦,必须要立起属于自己的四梁八柱。我在大学这段时间,就是奠定基础的四年,钻研哲学、历史包括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这点我非常庆幸,也非常感谢命运的眷顾。1978年考大学的时候,想去北大新闻系,因为新闻系调整到人大,后来到了兰州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刚开始非常恼火,根本不想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政治”两个字深恶痛绝,“四人帮”把政治经济学教条化了,而且一听说兰州,一下子就想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不寒而栗。

1978年,出生于贵州的王志纲考入兰州大学政治经济系

但是不去没有办法,现在回过头来想,反而觉得很幸运。有一次专门在某论坛讲这个点,还得罪了很多北大学子。我说幸好是在兰州,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没有各种泡妞的机会,所以只好老老实实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苍凉浩瀚的环境,质朴耿介的民风,反而让我扎扎实实的学了四年。

这的确是我真实的心灵感受,到了兰州以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极其困乏,只好老老实实读书。还有兰州很闭塞,教学全部延续苏联式教学方式,读原著,一读把人读的死去活来,读的我天门大开。当时兰州大学读两年《资本论》,主要是第一卷,第二卷也读,但是把第一卷读两年,最后围绕资本论开了30多门辅助课程,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剩余价值等。我觉得这辈子最大的收获就在这点,两年下来读了七遍《资本论》,第一遍读的时候提起就骂,这个老头子故意整人,简直是天书,根本读不懂,很多概念、逻辑,特别是他喜欢用典,《荷马史诗》、《伊索寓言》、莎士比亚等,逼得我们把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这些东西都要去看,再读第二遍感受这个大胡子太超人了,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信手拈来,就到了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就渐入佳境了。

如果说父亲在我少年时给了我文化开蒙之恩,那成年后,使我思想和文化日臻成熟的恩师就是我岳父。他是一个老干部,但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且一生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同时他还是一位功力深厚的马克思理论家。

他虽然是我长辈,但我们是一对冤家,他读《资本论》读了20多年,后来我说他读《资本论》都读成了教徒,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凡是毛泽东、马克思没有说过的不能做,凡是说过你就做,这就是读死书,读成原教旨主义者了。我把马克思只是当成一个尊敬的学者,最后把他的书当成学术著作,不是读成宗教。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方法论,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方法论,延安期间的许多著作,通过“矛盾论”和“实践论”来改造我们的学习,

我记得最深刻是,1988年发生一次最大的争论,当时他跟我讲,当时的政策按照马克思理论来说,明明是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就说我要干资本主义就完了,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打左灯,走右路。后来我跟他讲,所以你当不了政治家,如果邓小平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全部走向资本主义,首先这批老同志就要全部造反,如果走完完全全的社会主义,那就没法改革,所以伟大的政治家就要在两难之间寻找变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对是高超政治智慧的体现,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也是让全民富裕。

从30岁到60岁,我是他最好的聊天对象,我们相互的交流、争执和碰撞不知凡几,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我原来自以为掌握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青涩、不严谨和似是而非的,通过他的严谨反过来又夯实自己的基础,所以觉得大学的四年和后来我跟老岳父这三十年的砥砺,对于磨我这把刀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一直认为做战略策划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以方法论为武器,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一种对事物规律的研究,而绝非小点子、小技巧。从马克思主义里汲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阳明心学中吸收知行合一,结合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从小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再锻造,脱胎于马、毛、王的这套方法论,既是我个人,也是智纲智库安身立命的法宝。

2、我的奋斗:天时、地利与人和

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最活跃、最能展现个人才华的地方就是广东,北方则相对沉闷,在我记者生涯,探索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广东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常用的参考系,站在广东潮头看全国,再以全国视角看广东,这赋予了我一种宏观的超常的观察问题的视野。到1986年前后,政坛风向不定,有一股声音认为广东已经彻底走资化,除了红旗是红的,其它都是资本主义的做法。但当时我们在南方觉得很正常,效率优先,市场竞争在南中国已经成为了共识。长达20年时间里,广东是整个中国思想的策源地,改革的实践地,以及市场经济的滥觞之地,还是众多的知识人和文化人汇聚之地,成为个人展现才能的一个充满自信和活力的大舞台,这就是天时和地利。

人和是什么?大方向上说是命运的转机,同时也是我自己的主观追求。从骨子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当记者的最好材料,但苦于没有机会,我的老丈人虽然在新华社工作,但却风骨凛然,坚决不开任何后门,毕业后在社科院工作三年之后,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我被调到了新华社,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原来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社长张选国,如果讲贵人的话,他是我人生当中唯一的贵人。他跟我毫无私交,就是因为识才惜才,力排众议将我调到新华社内蒙分社。那个时候我正好30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1986年,新华社组织小分队全国调研,要抓一些热门话题,为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供“炮弹”。当时会议讨论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还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小记者,刚待了半年,同事们都不愿意去,互相推诿,我就提出来我去吧。

我作为小分队的一员,当时新华社给了一个典型的主题先行题目,叫作“改革开放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我说都没有去调查,你怎么就说促进了呢?要是促退了怎么办?这是谁都不想要的题目,但是我没有议价权,因为我是这里面资历最浅的记者,这个题目交给了一个老同志,老同志年龄比我大,是上海知青,社里让他带着我,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跟他有一段对话,到现在想起来,还在眼前像电影镜头一样。他戴着一个眼镜,就像啤酒瓶的瓶子底那么厚。我就跟他讲,组织上把我搭配给你,你可能觉得我是累赘,多的话我就不想说了,因为也没用。我刚到新华社,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你不会吃亏的。他就笑了,嘴巴上挂了一丝不易看出来的笑容,厚厚的眼镜片反着微光,就说了两个字:“是吗?”

1992陪新华社老社长穆青采访珠江三角洲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就都知道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一出,引起很大的震动,作为小记者的我一夜成名,我印象很深刻,听到中国广播之声传来“《广州人经历了三次冲击波》,记者王志纲……”的时候,我正在通往东北大兴安岭的绿皮火车上,天光微亮,车窗外是沐浴在朝阳下的白桦林,我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果然如此,广东省委、省政府三次派人去广东分社要见我,广东分社搪塞几次后只能如实交代,王志纲不是广东分社的人,时任广东省长的叶选平批评广东新华社,说这样的人才怎么不是我们这边的。于是广东分社向组织打报告,说能不能把王志纲借过来用一用?1986年10月份我去了广东,当时说借3年,谁知一待就是十年。

那段时间我写过很多特别有影响力的文章,包括《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放眼向洋看世界》、《广东四小虎调查》、《珠江三角洲启示录》,还有《百万移民下珠江》、《中国走势采访录》等等。所以当时王志纲不叫王志纲,人称“记者王”,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从此多了一个记者王志纲的名字。广东是我这艘小船停泊过的一个码头,虽然没有千丝万缕的牵挂,但是总有一种渔歌互答的默契,我在这里躲过阴霾,避过风雨,也曾经参与了这片码头的建设。后来我离开新华社,有几篇文章,一篇是封新城在《新周刊》上写的,他说,“伴随王志纲的离去,整个南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将从此缺位”。

我离开体制的原因很简单,其实我本来准备在新闻界干一辈子,就像我的偶像李普曼和范长江一样,用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来影响并推动历史,把新闻当成一种事业,而不是职业。但是到了1993年以后,形势变了。原先改革开放,大破大立的氛围不在。那时候的领导人鼓励我们一起来找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新华社人、国社记者,可以触及几乎所有的矛盾,包括我写了《中国走势采访录》,分析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陆、东部和西部的矛盾,其中有很多问题很尖锐,但是依旧登上了内参,并引起高度重视,中南海请我去汇报,那时候的新闻业真的称得上“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1993年以后,中国的新闻往后转,一个真正的时代结束了,开始走向极左和保守。当时有一句话:内参也要讲主旋律。原来开了一个口子,内参可以谈问题,现在内参都不准谈问题了,要讲主旋律,讲宣传。而且穆青是爱才如命的领导,他在任的时候,会对少数人才网开一面,他不希望我写什么小文章,一个月发一篇大文章就行了。新领导改弦更张之后,把新华社办成人民公社、生产队,全部种大豆、种玉米,用指标考核,一年硬性要求完成三五十篇文章,不在乎你的文章品质,所以很多记者就一篇稿子50元,开始剪报纸,搜罗点信息,换个奶粉钱。我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回头看,我感到非常欣慰,活在世上要为人类活,为历史活,为自己活,如果一个人为总编活,为某份报纸活,为稻粱谋活,那就算再才高八斗,留下来的也不过是一地残砖碎瓦。

当时我在新华社也算是王牌记者,组织找我谈话,希望我转入仕途,这条红色之路不少人走了上去,如今不少的高官其实都是那时候我们的同事。但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怎么能当官呢?组织上找我谈了三次,我都拒绝了,他们才相信我是来真的。我说做人莫当差,当差不自由,我说当官我还没看明白?不就是生产队长嘛,我又天性不喜欢逢迎,不可能去走那条路。

一边我想信马由缰,纵横江湖,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另外一边,新华社开始写小稿子,那不糟蹋生命吗?不是我之所欲啊。这是我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下海经商又不愿意,当官又不愿意当,传统记者又不愿意干,但总还得要干事,那时候才40来岁。我说算了,只能自己打造一个职业——从大的方面说,它叫体制外;从专业的方面说,它属于咨询行业;从个人特征的角度来讲,我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行业。原来知识分子卖文为生,我以卖思想为生,不济的话开坛讲课,每年收点学费,就像孔子一样的收点束脩也是条路。

3、拜金年代,文人何以自处?

有人回过头来问我,在下海之初是否就做好了准备,我说恰恰错了,宏观、大趋势上我充满自信,但微观上真是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很多92派的人下海之前就打造好摆渡的航船,我则是干脆利落的跳到海里。我只是想,作为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会被淹死,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救了,那中国也就没救了,那我个人淹死还有什么关系呢?就抱着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才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市场风浪中。

我在智纲智库创立之初,就告诉大家一句话,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智纲智库是中国的一个清流,我们能存在下去,这个行当就能存在下去,我们不能存在了,那这个行当就是污泥一片,不能存在了。这就是我的责任感和道义观。第二句话,这个过程中鱼龙混杂。很多人跟着我们沾了光,一荣俱荣,但是乌合之众最终会被淘汰掉。只要我们不倒,我们会穿越云雾,让中国人最终知道什么叫战略。

所以谈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的不是为什么鱼龙混杂,而应该是为什么有人成龙上天,有人成蛇钻草了。像当年麦肯锡走了出来,和他同时代的许许多多咨询机构死掉了。所以我跟我的员工们说别的我管不了,管好我们自己,我们已经走了25年,也许还有35年的道路乃至更长,伴随着中国产生更多的世界500强,它们需要能够与它们对等的战略咨询机构,我们已经伴随一些走出去的企业走出了国门,假以时日,将会有更多的企业需要我们这样的机构。

有一次我在上海跟吴晓波见面,他跟我讲,王老师,我们的幸福指数比你差远了,因为他一路上辛苦得要死。我说不是你的幸福指数跟我差远了,是我们对财富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还有罗振宇,曾经他在《对话》栏目组的时候,我们也打过交道,我对他印象特别深。这个人很有才华,也很有野心,有一次他来找我,我请他在星河湾会所吃饭。罗在落地飘窗前捶胸顿足地说:“他妈的,这才叫做生活呀!(跟你比)我们活得是什么样啊?”如今他在商业化的这条路上也成功了,我衷心的祝贺他,一代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不是个人的胜利,是知识的胜利。

离开体制的时候,我需要开掘一条运河,用体制外的知识之船,驾一叶之扁舟,凌万顷之茫然,通过这条水道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最后我走通了,也启发了很多人。但是他们跳进了那个水里的时候,他们要的是整个大海。我只是永远清楚,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当然我对于从商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见,商人也好,文人也好,本无所谓,只是一种职业。商人唯利是图,文人文以载道都是本职工作。但是我现在最怕的是两种人,一个是文人里面的伪君子,本身就是穷人,没有经过财富的洗礼,挣不到钱,又想要钱,还把钱当成很糟糕的东西。另一类人就是土财主非要装文人,附庸风雅,也很讨厌。

我回忆起一个精彩的故事,1988年的时候,我在新华社,当时是健力宝集团的总顾问。有天健力宝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与李宁合作,我是受邀嘉宾,把全编辑部的人都叫过去了。健力宝送参会者一套服装,我也没把它当成一回事。但我看到一些北京来的记者,刚开始道貌岸然的,后来说有服装,都不得了,马上回到市井大妈的状态,在那儿当场脱裤子,要试服装。哎呀,我看了以后,真是……斯文扫地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洗礼,我们最大的优点就是见识过这些洗礼。行业使然,我所经历的关于财富、权力的故事远超正常人的想象,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开一档节目,好好讲讲这些背后的故事。

4、只要你干净,你怕什么呢?

我也自我分析过,我最大的优势在哪儿呢?从心所欲,不被金钱绑架,这个跟我夫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夫人是个很坦然、洒脱的女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是一样的。如果她当时哭哭啼啼的,不让我辞职,说你走了房子要交,一无所有,前途怎么办?也挺为难的,所以说有个好太太真的很重要。我当时给夫人算了个账,我相信我下海是饿不死的,因为我做什么事都是下要保底,上不封顶。保底是啥呢?生存是基本要求的,我的要求相当低,我夫人也支持我,现在的创业者都是奔着上市融资去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时我40岁,房车皆无,就有一根笔杆和几分薄名。但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生活要求不高,但是有一个原则是坚决不能动,一定按照自己的本真,本心,绝不依附第三者生存,就是同流而不合污,和光而不同尘,这点一直要保持,永远保住。这点我们做到了,到现在20多年,合作过的高官有的扶摇直上,有的进了秦城监狱,老板们有的成龙上天,有的成蛇钻草,但无论风波多么严重,我们从没受过影响,依旧开门做生意。很多人忧心忡忡的问过我们,会不会有牵连内幕之类的,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从来没有。

03年以后,我们主要做城市策划,给很多政府做过战略咨询服务,全过程保持冰清玉洁,清清爽爽。听起来确实很难,但前提是你必须是卖方市场,对方有求于你。早在创业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这句话:这个社会不管怎么腐败,理论上腐败的只是49%,还有51%是不腐败的。因为超过50%,社会体系就会崩溃。包括我对我们员工的要求,第一不做公关部,第二不做市场营销部,第三不做广告部。你们有闲工夫就练本事。只要你是卖方市场,你具备了选客条件,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就进不来。

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我们帮一个很大的城市做策划,合作得很成功。后来有一天,我的部下告诉我,说相关负责人打电话来,想要回扣,说有钱大家赚,我们也很辛苦,给个茶水钱嘛。我听了以后,我说你告诉他,我们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这个项目取得最大的成功。成功以后,他自然官路亨通,如果他为了这点蝇头小利,最后的结果就会是为丛驱雀,与虎谋皮,后果非常严重。官员们都不傻,说直白点,他们很清楚和我合作,收获的是未来的晋升之资,他绝对不会在这上面动歪脑筋。

霍英东家族掌门人霍震霆先生为广州南沙的项目问计智纲智库

我创业之初,名气打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通过中间人找我,说深圳的商业规则是有钱大家赚,说王志纲工作室是厉害,全中国的生意都要找他,他只要同意我们深圳的这个原则,给回扣,全中国的生意就都是他的,我们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如果他不遵守这个规则,我们全说坏话。后来我们(为此)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最后的结果是绝不妥协。这是20年前,我们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曾经写了一本书叫作《第三种生存》,里边用很辛辣的口吻批判老板,我有一个员工表示担忧,说王老师,我们把客户都得罪了以后,饭碗砸了怎么办?我说没出息,你等着看,你把这些老板好好地批判和修理完以后,他们更敬重你。后来果然,书出来以后,好多老板买了几十本、上百本送人。

所以,第一,主观上你具不具备成为卖方市场的这个能力?你是卖方市场,你选客户,别人必须接受这个江湖规则;第二,你能不能够坚守和坚持自己的初心,能不能知行合一,能不能矢志不渝的为了打造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而战斗;第三,有时候业务上也会出现农闲,农闲的时候很简单,不搞歪门邪道,就是读书、学习、练本事。毛主席说过:“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平时半干半稀嘛。”真功夫傍身,静待山洪暴发就可以了。这几点我们做到了,而且坚持了二十几年。再多风风雨雨,只要你干净,你怕什么呢?

5、等闲变却故人心

说实话,近十五年来,我们已经远离了地产江湖,因为它太简单了,把模具开出来以后,后面无非就是复制,搞搞政治经济学,拿拿地,卖点楼花,技术含量着实不高。

最难的是我们当年做地产的时候,那时候全中国根本没有建立起地产生态,市场上一片空白,要生产一颗原子弹,连钉子都没有,全需要手工打造,所以我认为我们最大的贡献是在那个蛮荒年代,立足于一无所有的白地,用手工打造出来一套地产行业模具,二十年狂飙突进的地产时代对于整个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助推者。

中国的地产业从广东起步,当时全社会还在懵懵懂懂,王石还在一趟趟的倒着玉米,包工头出身的杨国强一砖一瓦把自己从乙方建成了甲方,接手了一大片楼盘,但是对于怎么搞社区,搞营销,当时谁都不太清楚,楼盘也是一片冷清,于是他们找到我,希望找个大记者来写篇文章,宣传宣传。我看了以后说,你这个楼盘一千篇文章都没用,这不是文章的问题,是战略思路的问题。杨国强其人也很谦虚,聊到我对广东的认识,对珠三角的了解,对地产,对政治经济学,包括对中国整个周期的理解,这都是我的强项。最终我说到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在市场上去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找出来的,更不是等来的,但怎么创造,这里面需要学问。他听了之后,两人一拍即合。

2013年,黄文仔生日宴会上,王志纲与杨国强20年后再次见面

顺理成章的,我就成了碧桂园的总策划,帮了他三年,甚至就是一份口头协议,君子协定,连合同都没签。为碧桂园找魂、定位,杨国强团队执行力很强,最后碧桂园一炮而红。后来人红是非多,也有了一些个人的恩怨,但杨国强这位企业家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是中国农民企业家中最优秀的代表,他勤勤恳恳,事必躬亲,像农民侍奉田地一样对待他的企业,所以注定他是一个命苦的人。第二,他还很真诚,从不避讳说自己十八岁前的赤脚生涯,聊到兴致高处,鞋子一甩双腿一盘就坐在床上说,也算是英雄本色吧。第三,好学习。这是他的优点,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包括他对自己的认识,对我们之间合作关系的认识。

他当时从商人角度出发,认为我们是他整合的对象,他认为给我的待遇远远超过给一般的工程师,这样算是很对得起我了。但是他对我们的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对于财智双赢的观念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得我们没有继续合作下去。

我跟别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从不居功,也不想从老板那里收获什么,帮完就走,我很欣赏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范蠡帮越王勾践复国成功以后,带着西施远走高飞。文种、伍子胥等则想着跟着帝王讨个封妻荫子、加官进爵,结果落得个身死的下场。而范蠡携美泛舟五湖,优哉游哉,十余年后,一代巨商陶朱公登场,商圣的潇洒和通透在里面尽显无遗。

这么多年和商人合作的过程中,让我对人性有很深的理解。有的老板原来成天围着我,我掏心地帮他,但到后来,他站稳了脚跟,毛病就全部出来了。曾有原来合作过的老板,多少年不联系后,回头又想请我吃饭。我就叫中间人说,相见不如怀念,大家江湖不见也罢。原来他认为你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多少知识分子被他们侮辱过,被他们始乱终弃过,他们认为文人是不值钱的,我一定要让老板们认识到知识的力量,如今尊重知识已经成为主流,就从这点上来讲,我是做了贡献的。

曾经合作过的一个老板,项目火遍天下,他也成了全国政协委员,身边围满了奉承之辈,这个老板到京城总请我吃饭,我偶尔去过一两次,席间真是谀词滚滚,有人说:“王老师啊,我们老板已经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呀!”我说:“他是什么领导呢?”“全国政协委员啊!”我听了都忍不住笑,正常人听到这些马屁都浑身肉麻,但是这位老板听了浑身舒坦,红光满面,顾盼生姿,一开口就是国家要如何如何。他发表完“高论”后看着我,想让我恭维几句,我的性格大家都知道,越是这个时候,越是坚决不恭维。不仅不恭维,还很尖锐的指出他的不足,自讨没趣两三次以后,他再也不找我了。

王健林这个人做事很有特点,他会自己亲自打电话给你。他给我打了三次电话说要合作,但我确实是不想接这个茬,最后第三次他把电话打来,说:“志纲兄,我们是老乡啊,没有别的什么要求,我们万达北京中心开业了,来了很多朋友,他们就想见你一下,过来一起坐坐嘛。”这才开始了与万达的合作,长白山项目之后,王健林提出要和我们合作五年,我没有接受,因为我们和万达这样体量的企业长期合作是不可能的,我太了解老板了,模具开出来以后,肯定会交给职业经理人,大规模复制。而职业经理人不了解我们的价值也就丧失了合作的基础,因为我们是丙方,只有老板才能认识到丙方的价值,会承认和尊重丙方,职业经理人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是不行的;第二职业经理人的权限也不可能出500万请我们。果然,这之后,他们只出50万,这个就没法合作了。后来我们的员工就问我怎么办?说可以还到80万,多做几个项目,我说不行,这个原则不能变,不合作就结了。

有人对我说:“王老师的团队有本事,但是只和小老板合作,很少有大客户。”后来见了这个人我就告诉他:“工作室不是不能跟大老板合作,而是所有的大老板都是从小老板起来的。任何老板要成龙上天,相当于一颗卫星要发射,三级火箭助推才能送上去,而最关键的是第一级火箭,我们做的工作是帮老板换芯片,几乎所有大老板们在尚未发家,有求于你的时候,都展现出了人类最优秀的特质,进取、谦虚、敢于挑战、尊重知识,几乎集中了成功的所有优点。这个时候我们才去帮助他、孵化他。

到了第三级火箭的时候,老板们已经大富大贵,人性的弱点自然暴露无疑,名也要、利也要、权也要,这时候他们不需要老师了,需要的是擦鞋拍马,高呼老板英明的人,我们秉承着独立的丙方立场,是不可能摧眉折腰去讨好谁的,所以分手也就成了必然。现在我是跟所有的人打完交道,从来不主动联系,包括庙堂之高的那些官员。我们就看着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价值,他们就会再回来找我。

6、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如今的中国面临不少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国家问题。我们要崛起,美国要打压。这个时候如果一盘散沙,是不经打的,所以必须攥成一个拳头。这个时候,很多的自由知识分子,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他会很痛苦,不适应。这个很正常,但是面对强敌,就需要强人,这就是属于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了,要这样理解这个事情。

回过头来看,但凡出现一个强势人物的时候,大多是国家最幸福、安定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思想不是最自由的。国家不幸诗家幸,文人最盛产的时期,总是国难家贫的乱世。像魏晋时代,服五石散,啸聚山林,仿佛都是长袖飘飘的高人,但实则当时的社会用水深火热都难以形容,五胡乱华之际北方的汉人都差点亡国灭种,只是我们下意识的把它美化了,用艺术上的成就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国更是一个乱世,一进租界就天不管地不管,胡适之、鲁迅、李大钊、陈寅恪、傅斯年……文豪巨匠闪耀的背后是战火带来的满目疮痍和秩序崩溃下的混乱……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论,真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中美贸易战随着在博鳌论坛上,中国进一步亮明开放的立场,已经趋于缓和,双方还是要坐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但千万不能小觑对手,还会有无数后招,遏制中国绝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疯狂之举,而是美国朝野上下的共识。水满自流,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这是藏不住、掖不住的,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也会有所抬头。美国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不是他的改造对象,而是竞争对手。这是没有硝烟的战争,躲不掉的摊牌该来的总是会来。比如这次芯片的事情,我认为,利大于弊。中国的很多企业步入了挣快钱的猎场,能做渠道、瓜分市场轻轻松松的挣钱,都不会想着搞九死一生的研发,通讯、医药、计算机等等各个行业,都重销售而轻研发,大量热钱烧在外卖、共享这些渠道为王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所以,这次美国打击中兴,未必是坏事,打掉一个中兴,唤醒一片民众。革命总要流血的嘛。

我常去美国,有很多直观的感受,美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强大,也远比我们想象中破落,如果没出国的朋友,可能感受不深,到美国、欧洲全世界去走走,你们会发现自己真的是从现代化国家过来的人,我春节在美国和墨西哥待了20多天,回来以后最大的感受,中国的便捷性远超美国。电子支付、快递物流、手机信号,还有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飞机,中国真的不落后于人。所以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中国的初步现代化进程,确实是拜这40年之所赐。且不说别的,就说安全,中国就不知道比美国好多少倍,一个人走在深夜的北京街头和走在美国黑人区、贫民区完全是两码事。中国的统一大市场体量,所以滴滴、美团、摩拜……这些公司动不动就几亿用户。而美国的联邦制导致,州跟州之间的贸易法规都不一样,难以联通。还有,中国人现在的消费力也相当惊人,我上次去泰国一个地方,问他们出手最豪的是谁,他们说中国人是其他国家的3倍以上,最抠的是台湾地区人、日本人、韩国人。

这40年,中国的改变非常巨大,进步非常显著,但是大家为什么越来越焦虑?幸福感越来越下降呢?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在物质条件达到一定基础后,到底要什么样的精神追求,这可能真的是大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40年前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是“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的如歌情怀,是一个纯真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个人对改革都充满了玫瑰色的希冀和梦境。所有人都是无知者无畏,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每天都找不到住的地方,但永远很乐观,一贫如洗的谈论明天的梦想,赌一把锦绣前程。

但现在不一样了,发家了以后自然产生了很多私心杂念,每家都有自己的坛坛罐罐,都有七老八十的人,已经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了,固有的利益结构盘根错节,所以习近平说,好吃的全吃完了,难啃的骨头全摆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才要虽千万人吾往矣。

我发现,习近平这个人是多少年来很罕见的人物。第一,龙潜于渊,沉潜很深。扎根基层几十年,不显山露水,这种心志,翻开几千年的史册,也寥寥无几。第二,胸怀巨大的抱负。他认准的事情,“虽千万人吾往矣”,包括反腐的问题,志在完成整个的生态重建,根本不徇私情,部队系统一样是秋风扫落叶,他身上有陕西人的典型特点,“一根筋”。第三,精力极其旺盛,他是航空母舰的舰长,要驾驶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他现在让中国在全球大棋局上,站上了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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