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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分歧”背后,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2018年05月08日 06:42 转载自: 秦朔朋友圈   阅读:198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1、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上周五在北京钓鱼台结束,“不容乐观”应该是谈判桌两边共同的感受: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没有公布下一次谈判的时间、新华社的官方通稿里称“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美国代表则在会谈结束之后直接从会场赶去了机场......

关于美方提出的谈判条款已经被《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网上,重点如下:

  • 美国的第一个要求是,到2020年底,中国将双边贸易逆差减少至少2000亿美元。去年美中双边货物逆差为3750亿美元(注:此为美方口径)。特朗普一再表示,他希望中国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

  • 美国要求中国立即停止为政府“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提出的先进技术提供补贴和其他援助。该计划的目标是帮助中国在未来制造业等领域成为全球领先者。

  • 根据该文件,美国还要求中国降低“非关键领域所有产品”的关税至不高于美国适用于进口的水平。

  • 美国还要求中国保证不会因为知识产权纠纷采取任何行动而反击美国。

面对这样霸蛮的要求,中国方面自然不能妥协。看起来,两边的分歧犹如太平洋一样难以逾越,谈判不欢而散当然是在情理之中。不过,与其一直指责美国持霸权以凌中国,就会忽略美国在这次谈判中透露出的很多关键信息,而这些并没有在白纸黑字上写出来的言外之意,往往更具战略价值。

其中有两点,可以重点来谈一谈。

首先,中美之间分歧如此之大,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谈判中各说各话。比如中美两边对“reciprocal”这个单词的理解分歧就很大。按字面来看,“reciprocal”意为互惠或对等都没有问题,但中国强调的是前者,而美国强调的是后者。

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互惠”聚焦于可以计量的商品贸易(较少涉及投资领域),是“边境措施”,主要抓手是关税互惠、减少进出口贸易的政策限制,反映的是WTO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思想。而“对等”更强调双边的市场竞争机制、国内法制环境和营商环境的建设,是“后边境措施”,主要抓手是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制度性建设,对应的是经济一体化。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看,两国贸易是以互惠为基础,你的高科技行业水平高,我的制造业成本低,大家可以各取所长,我进口你的高科技产品,你给我的制造业低关税,大家和和气气做生意,互利互惠。一旦出现贸易纷争,中国习惯通过大规模采购的办法来平息争端。之前一旦美国提出中国“操纵外汇”、“不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等等舆论,中国通常的解决办法都是“买买买”,买飞机、买高科技、买农业产品,进行缓和。钱花到位了,问题就解决了。

但今天,“互惠”逻辑似乎行不通了。原因是中国不再是曾经弱小的经济体,而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体,在不少经济指标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或者即将成为全球第一。美国看待中国的眼光以及对中国的要求也跟过去不同了。当中国在高科技、高端制造等领域都有一定能力跟美国竞争的时候,美国就要求中国在进行全球贸易的时候,必须跟美国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也就是说,双方在市场竞争机制、国内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等领域的要求是对等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贸易代表团的最真实目的,并不仅仅是想要让中国多买美国货、消除贸易逆差,当然,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2020年特朗普竞选下一届总统的重要政绩指标,是KPI。这是面子工程,技术手段就可以实现,但真正致命的是第二条——美国要求中国立即停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政府对先进制造业的扶持和援助。美国希望中国企业能够跟美国公司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中国政府不能帮助企业“抢跑”。过去“抢跑”犯规让中国企业获得了不少好处,现在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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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美国这么要求中国,欧盟也在要求“对等”。关于欧盟,前中国驻WTO观察员马晓野在他的文章里讲了一个故事。前年欧盟方面全面评估自己的对华政策之后,进行了重大调整,并知会中国,今后双方的贸易往来要“对等”,用的是“reciprocal”这个词。但是中方的翻译依然是“互惠”,并没有当一回事。以至于欧盟方面觉得中国怎么这么傲慢,我们做了这么大调整,他们竟然忽略。马晓野赶紧跟对方解释,这是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并不是傲慢。

对中方而言,要从字面上理解美方和欧盟的诉求,其实很容易,这就是一个文字游戏。但想要做到“对等”,涉及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和政策支持等诸多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再者,现阶段就按照西方的要求做,对我们是利还是弊,还需要再仔细考量。

于是,就出现了美国代表团咄咄逼人喊话、试图让中方听明白他们要的是“对等”,而中方始终在谈“互惠”的状况。

第二,美国代表团在贸易谈判问题上经验丰富,如何在谈判桌上占到他们的便宜,值得中方好好思考和准备。

谈判这件事情,我们在生活里或多或少都有经验。不论是在菜市场跟小贩讨价还价,还是买卖房子,或者是跟客户谈合作等等,如果你能比对方经验丰富、比对方拥有更多的策略,就能在交易中占到便宜。国家之间的谈判也是如此,谈判代表们当然要死守底线,但他们的能力、谈判技巧等等决定了最后的上线。

2、单纯从贸易谈判这个技术活而言,美方的几位代表绝对是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美方这次贸易代表团的核心有五人:

  •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

  • 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 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

  • 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

  •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

先来说说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他既不是财政部长也不是商务部长,还没有挂着总统顾问的头衔,“贸易代表”听上去官衔也不大,但是莱特希泽的确值得重点关注。

莱特希泽是全球范围内贸易谈判这个领域的“老司机”,1983年到1985年担任里根总统的副贸易代表。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1985年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美国成功逼迫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最终签下协议。五国联合干预汇市,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升值幅度最高,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由盛转衰,进入“失去的二十年”。

莱特希泽在特朗普政府中正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既是对特朗普贸易政策影响最大的官员,同时也是贸易政策的实际执行人,负责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等多个国家的贸易谈判。还需要指出的是,莱特希泽还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对华鹰派”。预计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他来负责和中国进行细节条款的谈判,包括中国市场的开放、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有关等等领域。

莱特希泽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并不是那种通过一战到底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极端鹰派,而是主张通过自己的优势来迫使对手让步的谈判高手。所以,如果要跟他进行细节条款的谈判,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第二个要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绝对是“对华极端鹰派”。他的两本充满了民粹主义和偏见的《被中国杀死》(Death by China)和《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虽然美国学术界对他很不感冒,很不屑,但他目前是特朗普团队在贸易政策制定方面的核心人物,他主张美国应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且钳制中国发展,从而维护美国全球领袖的地位。

第三个人是“鸽转鹰”的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美国商务部负责美国的商业政策、全球贸易、进出口、专利管理等等,几乎涉及到了中美贸易争端的各个方面,所以商务部在贸易谈判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罗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在帮助特朗普竞选之前,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商人,擅长并购重组,并由此获取巨额利润。过去的20年里,罗斯的公司在航运、煤炭、钢铁、制造业等领域与中国有多方面的合作,他在嘉兴投资过纺织厂,甚至参与过重庆钢铁重组这样的中国国企改革。

罗斯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也非常明显。在从政之前,他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友好的,而2016年参加特朗普团队的竞选之后,他和彼得·纳瓦罗合著了一份报告,指责中国是“最大的贸易骗子”:通过操纵汇率、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非法出口补贴、对“血汗工厂”劳动力的压榨和对污染企业的依赖等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不正当竞争。

罗斯对于中国国情非常了解,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软肋也是再清楚不过,所以必须要小心应对。

第四个人是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钦(Steven Mnuchin),也是这次代表团的团长。特朗普选择让姆努钦来领衔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姆努钦并不是极端对华鹰派,而是相对理性的中间派,所以如果万一两边在谈判桌上剑拔弩张,姆努钦至少可以扮演缓和局势的角色,不至于让贸易谈判升级成为贸易战。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的谈判,在美方而言,长期是由财政部来主导的。尤其是小布什时期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主导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甚至成为了两国非常有效沟通机制。所以中国政府官员很希望能够恢复这个传统。

第五个人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库德洛在里根政府时期就加入白宫预算委员会,跟随里根见证了80年代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所以他对特朗普的减税计划表示认可,这也是他加入白宫的重要原因。

在对外贸易方面,库德洛也是一位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他自认为是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所以派他来,应该是为了缓和一下团队里几位“鹰气十足”的代表。

所以简单来看,这次特朗普派出的代表团成员是精心挑选的,每个人都有侧重,专攻一块,而且有负责唱黑脸的、唱红脸的、唱白脸的,有学者气息浓厚的理性派,也有江湖气息浓厚的市场派,这有点像是篮球场上的五名运动员,大家各司其职,打的是配合。

中国代表团则以理性和稳健见长的经济学家、金融家和学者型官员居多,相对来说缺乏足够的国际谈判经验,对国际贸易和相关规则的熟悉程度也不太够,而且缺乏一点江湖气和手腕,没有所谓“藏獒式”的人物,谈判时有点秀才遇上兵、有劲使不上的感觉。不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美事务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还没有出场,而他的经验和勇气会给对方一定压力。

一位匿名的与会中国高级官员对《纽约时报》表示,他的同事们深感沮丧,因为双方在过去的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一再地提出中国贸易实践和国际贸易法的细节,而中国方面倾向于讨论整合连贯的经济策略。这大概也是谈不拢的另一原因。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需要吸收更多有法律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才进入国家政策制定的核心部门,为决策提供更多的专业建议。《南华早报》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探讨了“技术官僚在中国高层中角色正在弱化”的现象。从这次贸易谈判的情况而言,我们不仅需要能够高屋建瓴、把握全球局势的政策制定者,同样需要拥有具备高度专业能力、务实经验的执行者。

因为我们不仅要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还要跟欧盟谈,跟世界上不同的经济体进行合作,培养和打造专业高水平的贸易谈判专家团队以及专业顶级的贸易律师团队是非常必须的。莱特希泽能够从1983年从事贸易谈判一直做到今天,我们也需要有非常资深的人士能在关键时刻派得上用场。在有些专业性、延续性很强的岗位上,我们可以考虑相对灵活的退休制度,比如不当官,但仍可为僚。谈判场上老谋深算的人赢面大,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总而言之,对于这次“钓鱼台分歧”,外界是有足够心理预期的,谈不拢是正常的,谈得拢才奇怪。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应该会比已经入夏的天气还要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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