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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贸易争端常态化,中国的新机遇在哪里?

2018年05月07日 06:42 转载自:秦朔朋友圈   阅读:3945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1、自1783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中美贸易通商关系已有235年。双方第一个贸易条约签署于174年前。

1844年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美国和中国签定《望厦条约》,条约中有条规定,美国人到中国做贸易,“所纳出口入口货物之税晌”不得多于别国。就是说,如果中国给了别国任何一点好处,美国也有权享受,这叫“一体均沾,用昭平允”。此即“最惠国待遇”之由来。

由于清政府极其弱势,《望厦条约》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变成了单方的特权,即中国要给美国好处,但无权向美国要求获得同样的好处。

1934年,美国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此时,法案中的“最惠国待遇”不再是单向的,而成为双向原则,美国承诺把“最惠国待遇”扩大到所有贸易伙伴。1947年10月30日,美国在内的23个国家签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规定任何签字国都必须给予其他所有签约国以“最惠国待遇”。这是“二战”后自由贸易体系的雏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东西方关系恶化。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协定扩充条款》,要求暂停给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惠国待遇”。同年9月,美国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直到1974年,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对贸易法进行了修改,加了一条修正案(《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允许总统可以给予社会主义国家“最惠国待遇”,条件是总统要确认该国允许自由移民。

1979年中美建交,1980年中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规定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由于美国1974年法案的影响,当总统无法确定中国是否符合自由移民条件,就选择了每年6月3日之前续约一次的做法。在此过程中,有时还会附加条件,比如1993年克林顿提出将“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状况挂钩。

1998年,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更名为“正常贸易关系”,但仍未改变年度审议的法律程序。1999年,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双边协议,2001年中国入世,美国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法案,200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当时白宫的声明说,布什总统签署的命令,标志着“美中两国真正实现了双边贸易正常化和中国最终融入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

……

梳理中美贸易史,回顾前瞻,我们应有足够的自信。今天早已不是《望厦条约》那个单向服从的年代,历史演进的大方向是对等、公平、互惠、互利。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的变化,贸易就像“和平的战争”,既有共赢共享的一面,也少不了争端、谈判、博弈。不过,如果说贸易是一场战争,那也是所有战争中最不坏的一种。

2、对中国来说,为什么加入全球市场和贸易体系是如此重要?

最核心的理由还是分工。市场规模决定分工的深化与专业化。改革开放前,中国被隔离于世界主流市场外,自守相对孤立的经济体系,是人口大国,却不是市场大国,人均收入很低,购买力很弱。从1978年引进“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开始,中国通过开放为国际大市场而生产。正是在加入全球市场和分工体系后,中国得以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生产与就业,吸收技术和技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高,积累了外汇,增加了收入,自己的内部市场也渐渐扩大了。

中国赖开放而兴,但所有开放经济体中中国成就最大,则又是因为中国通过改革激发了自身潜力,形成了独特优势,因此成为过去几十年全球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前中国驻WTO观察员马晓野最近在演讲中说,中美1980年签署贸易协定,美国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促进了贸易的起步。当时美国实施的关税在3%以下,如果没签最惠国待遇,而是百分之几十的高关税,贸易很难进行。中国就从最低端的工业品——坯布的出口开始,点点滴滴,汇成浩浩江河。

美国在谈判中常对别国施压,例如知识产权。马晓野说,知识产权纳入多边谈判时印度代表就说,“我们的教育和你们不一样,知识产权是人类的共同知识遗产,每个人都有权用”。中国当时也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经常要求一家企业引进技术,大家都受益。谈判很困难,但最终中国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宪法》还没有确立产权保护的情况下,把知识产权单独立法进行保护。没有这方面的进步,创新型经济很难建设。

历史说明,谈判的压力往往可以转化为进步的动力。

中美实现贸易正常化、中国入世的第二年,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理解重要战略机遇期?就是中国可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细算中美经贸账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按中方口径,以美元计算,2001到2017年中美贸易额从804.85亿美元增长到5836.97亿美元,中美贸易差额(顺差)从280.80亿美元增长到2758.12亿美元;以人民币计算,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顺差为2.87万亿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1.87万亿元,占全部顺差的65%。

中国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的,这个体系的基础就是美国在“二战”后构建的。但当中国成长到今天的规模,美国的心态非常复杂。根据美联社去年的发布,2006年中国是全球7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127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现在中国是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降至约70个。按美方口径,2017年美国贸易逆差为810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逆差为3752亿美元,占46%。(注:美国银行业和教育服务业顺差为2440亿美元,商品和服务加总后的贸易逆差为5660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一国的逆差占整个货物逆差的46%,这让特朗普很不爽,认为这是以前的总统不负责任的结果。他要改弦更张。他说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美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竞争,言外之意是中国借助了一些不公平手段。在最新推文中,他说,“中国已经被贸易战胜美国的滋味宠坏了”。

这是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的大背景,多年矛盾积累,总会爆发,只看何时以何种方式而已。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和十六大报告相比,“变化”前多了“复杂”二字,“重要战略机遇期”后面添了“挑战十分严峻”。

这的确是历史性的重要关口。

3、5月3日至4日,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讨论,在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方面交换意见,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有些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

从彭博社披露的美方谈判草稿看,美方为平衡贸易关系的具体诉求有:

  • 自2018年6月1日起12个月内减少中美贸易顺差1000亿美元,之后12个月再减少1000亿;

  • 中方立即停止提供扭曲市场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持,这些补贴可能有助于“中国制造2025”;

  • 关于美国限制中国对敏感技术部门或者对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部门的投资,中国不会反对、挑战或者以其它形式报复;

  • 中国承诺2020年7月1日前把非关键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至不高于美国的相应水平,取消特定的非关税壁垒……,等等。

中方显然不会答应这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做法。

根据路透社梳理的时间表,中美贸易接下来对峙的关键日程包括:

  • 5月初至月中: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金融委员会预计将完成立法版本,加强外资收购美国企业或与美国企业结盟的国家的安全审查,使中国企业更难获得敏感技术。法案获得最后通过的时点尚不明朗。

  • 5月11日:各界就特朗普提出的500亿美元中国产品课税清单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书面公开建言的截止日期,清单涵盖电子和机械组件、电视机以及汽车等。

  • 5月15日:美国贸易代表就500亿美元关税清单召开公开听证会。

  • 5月18日:美国财政部提出投资限制的最后期限,藉以解决“301条款”知识产权调查下中国对美国敏感技术的收购。

  • 5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有关提交公开听证反驳意见的截止日期,结束关税评议期。

  • 5月22日:美国针对中国的技术授权规定向WTO提出申诉的60天磋商期结束。之后美国可以请求争端解决小组进行裁决。

  • 6月9日:中国针对美国的钢铝关税向WTO提出申诉的60天磋商期结束。之后中国可以请求争端解决小组进行裁决。

  • 6月初至6月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分析公众针对关税的意见后,可能修改关税清单。之后再过一段时间,关税将做好正式启动的准备,但特朗普将决定是否实施。

  • 至于美国公布拟追加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税清单,预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经过60天的公众评论期和公开听证后再启动。

  • 2018年下半年:WTO争端解决小组将通知有关各方关于中国“市场经济”一案的裁定。欧盟在决定反倾销关税时,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就此在WTO起诉欧盟。WTO可能几个月后公布关于此案的裁定,这或将动摇WTO的基础。美国亦将中国视作非市场经济体,并支持欧盟立场。

    ……

争端如此之多,集中发作,表明中国可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最复杂的贸易争端环境。

1989年夏天中国曾遭遇西方力度空前的制裁,但那时中国的国际贸易依存度还不高,后来制裁也逐步被消除。而今天的争端,可能只是一个开端。中国和美国、也包括欧盟的贸易争端将常态化。

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打了几十年,今天也没有完全停息。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中国和美国的贸易争端更不会因为几次谈判斡旋就“一风吹”。大概率的趋势会是,竞合同在,既竞且争,斗而不破,时晴时雨。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极端情况的发生,例如严重的贸易战和双边贸易大衰退。

4、美国为何要对中国采取强悍措施?是不是受了很多“委屈不公”?

巨大贸易差额的确存在,但双方统计口径就相差了1000多亿美元,摊开来看,美国并不“委屈”。

  • 这里有统计方法的问题。美国坚持将全部顺差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不考虑一国在价值链中的实际获利;

  • 转口贸易问题。美国将香港的转口贸易额计入中国名下,但其中很大比例是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美国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对华逆差;

  • 服务贸易问题。美国公布的数据没有反映服务贸易,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541亿美元。

此外,美国在华有大量直接投资。2015年在华美企实现销售收入约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而中国出口的基本是廉价产品,对抑制美国通胀有很大益处,不买中国货,美国人才真会“受伤”。中方希望进口更多高科技产品,但美方不松口。

既然在贸易差额上美国并不是真的“委屈”,可见其对中国发难不仅是贸易因素。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下因素: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流;选举政治;遏制“中国制造2025”,担心中国动了美国高科技的奶酪;从国家安全战略角度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美方曾说,最近十几年中国获得了4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美国在反恐中花了5万多亿美元,中国占了大便宜,所以必须制约中国的贸易差额。

|近年中美日国防费用比较

所以贸易之端的背后,更多是实力、地位、规则的考虑。中国已经做大,还会更大更强,而在美国看来,在中国做大做强的过程中,美国吃了规则的亏。比如中国关税水平高(中国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美国只有2.5%),还通过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扶持(比如廉价土地和低息贷款)。基于这样的思维,美国对华态度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争端和冲突时必然的。而假定谈判最终以破裂告终,爆发贸易战,后果如何?肯定“双输”,但中方韧性更强,抗打击力更强,这是学术界的一般观点。

到目前为止,双方都在力避贸易战。有人说,即使中国完全没有贸易顺差,对2018年的GDP增长影响也不过是从预定的6.5%降至6%。这里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贸易萎缩,影响的不只是顺差,还有和进出口相关的国内的投资、就业与经济活动,远不只是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那么简单。中国增长对顺差因素的依赖确实已经很小,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占GDP的9.9%,2017年已不到2%。但整个中国对开放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很大。更加开放是中国的基本立场,所以中国会尽力阻止贸易战的发生。

总体上,美国是将集聚多年的不满,借贸易平衡的机会来了一次“大撒气”,中方态度也很清晰:继续开放;继续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不排除让步但不拿重大原则妥协;准备好一切反制措施,以战止战;继续推动自主创新。

5、现在让我们跳出中美贸易争端,看看全球贸易规则的一些变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一直疲软,低于GDP增速。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12年到2015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分别为0.86%、2.44%、0.25%和-13.23%,这里有全球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有危机后各国为刺激经济更多依靠基础设施拉动、而基础设施的“贸易倾向”较低的影响,还有全球价值链分工演化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扩展效应越来越弱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分工推动全球贸易高速增长,从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发展为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需要多次跨境流动,从而使贸易增长在统计层面不断被放大。但当贸易基数大到一定程度、全球价值链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边际深化效应就会递减。

所以当下全球性的贸易不景气,原因很复杂。但在美国看来,问题在于,在WTO框架下美国系统性地开放了贸易和投资,减少了关税壁垒,而其他国家没有向美国同等条件地开放市场,“美国鼓励私有企业、革新和工业,而其他国家则使用政府工业计划和国有企业”。故此,美国事实上正在抛弃WTO框架,另起炉灶。

“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秩序。1948年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是全球贸易的里程碑。GATT经过8轮谈判,128个成员国达成一致,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降低贸易壁垒和交易成本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后,为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WTO开启新一轮多哈回合谈判,涉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涵盖全球贸易的95%以上。但由于谈判方众多,利益诉求不同,没有取得显著进展。

今天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总趋势,是WTO多边贸易谈判遇冷,各种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则进展迅速,慢慢占据主导地位。截至2018年3月5日,向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有670个,已经生效有456个。不少国家正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实现贸易规则升级。

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它们认为WTO倡导的“非歧视”和“公平贸易”事实上推进不利,发展中国家口头答应、实际上不认真执行,因此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少。基于WTO框架的多边贸易体系改起来也很难,不如转向相对灵活的区域贸易协定,既可有效缩小分歧,也可促进协定成员国贸易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以及TISA(服务贸易协定)都在持续推进,美国也有可能重返TPP。这些协定将大幅降低成员国的商品关税和贸易壁垒,促进成员国出口,同时在国企竞争中立、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劳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了更高壁垒。

归纳起来就是说,发达国家在原有WTO框架之外,开始寻求新的更高标准的规则,以掌握未来贸易主导权。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2015年11月至2016年10月,二十国集团中的19个成员国新增保护主义措施401项,新增自由化措施仅118项;自2008年11月至2016年10月,全球主要经济体累计出台保护主义措施5560项,自由化措施仅1734项。可见发达经济体的一个倾向就是要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圈子。

中国在WTO框架下抓住了战略机遇实现了大发展,美国忽略“中国式创新”的作用,而认为中国靠不公平竞争,相当于“制度性套利”,所以要改规则。美国援引国内法(232调查和301调查)向中国施压,本身就是不相信WTO框架的表现。

与发达国家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另立规则相呼应,合规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美国希望通过提高合规标准,制约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中兴案就是典型的案例。

“去全球化”、“去WTO”、强化合规,这也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301征税建议措施

6、中国怎么办?

首先,要全力维护全球化潮流,坚持开放不动摇。中国领导人说,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

中国再大,没有世界大。全球市场所带动的分工效率的提高,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作用,比中国市场和中国价值链有效得多。全球产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产业思维应该上升到全球产业思维,即立足于整合全球资源。即使万一中美爆发贸易战,也不应动摇坚持全球化的立场。在最极端情况下,中美失去互信,各搞一摊,那时要证明中国价值链效率更高,对世界贡献更大,还是要靠开放,靠团结整合一切可能的力量。事实上,美国能有今天的地位,靠的也不是封闭而是开放。

所以,无论是一带一路,东亚地区深度合作,乃至亚洲共同体,中国都要努力推动,建设性推动,与更多国家和地区深度合作,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制造等优势与更大的国际合作体系相结合。

其次,面对全球贸易体系的深刻变革,中国也要努力倾听国际的声音,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入世时相比,中国名义GDP增长了将近7倍,人均GDP未来两三年就要突破1万美元,再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不少理由,但要国际社会按照印度那样的标准看中国是很难的。比如,中国2006年兑现了入世后将汽车关税降到25%的承诺,但此后就一直没有再做调整(世贸组织没有完成新的贸易谈判,中国拒绝主动降低关税),同时仍对豪华汽车加征消费税。虽说消费税对所有豪华汽车都征收,但从征收额的比例来看,主要针对国外品牌。这种事实上的保护,也不利于倒逼国内车企提高效率和品质。

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批评特朗普的保护主义,但他也说,虽然中国国情的界定有不同解读,但某些领域确实有比较高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如化工、石化),公共采购市场只开放了10%,国企补贴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投资对等原则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执行。

中国企业正越来越多走向世界,努力提高合规水平,也是一种国际责任。

第三,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很多双赢机会,应当努力寻找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只盯着贸易战。有人建议中国可以在美国农产品和果蔬发达的地区投资,建设加工厂,产品出口中国,既帮助美国解决就业、增加顺差,又有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品质。还有人建议中国可以帮助美国修建页岩气管道,美国有资源,但没有钱把管道修到港口,就算中国买了页岩气,也很难大规模运出来。有建设性立场,换位思考,就会找到一些双方都受益的方案。中国加大市场开放力度,更是利人利已,有利于国民。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要进一步提速。比如统一公平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建设,对企业税负和非税负担的降低,公司治理的改进,产业政策的适度与合理化,知识产权保护,等等。

第五,加强新形势下对全球市场和贸易的研究,吸收培养一批懂市场、懂国际的法律人才。贸易争端的解决,归根到底要靠富有建设性、创造力、可操作的法律细节的突破,这方面中国人才欠缺,急需补课。

总之,中国要最大化地利用贸易争端内在具有的机遇一面的含义,沿着高质量发展、负责任发展、开放性发展、合规化发展的方向,促进自身的超越,在技术创新上更是要再上一层楼。如此,中国将创造出新的机遇。中国的优势是快速迭代更新,学习消化后自生长,只要不急不躁不乱,时间将是中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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