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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的责任,在于独抒己见与坚持聚焦

2018年03月09日 06:27 转载自: 秦朔朋友圈   阅读:3015
作者: 陈苏洁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6

“这座城市、这些人让我们这些局外人没有归属感,但他们并不比我们优秀,看看他们是如何对待孩子的吧。环境可以塑造一个孩子,也可以毁了一个孩子(非洲古谚:抚养一个孩子需要全村的努力)。”

《聚焦》(Spotlight)是一部关于勇气、坚持、善良以及隐藏很深却并不煽情的爱的电影。它讲述了《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凭借对真相和独立性的追求,承担巨大压力曝光天主教会掩盖神父猥亵恶行的故事。这件“911”之后最轰动全美乃至震撼世界的“大新闻”,时至今日其现实意义仍尤为重大:当“太阳底下无新事”的悲剧被世人视为常态,当媒体与民众关于社会责任的失守仍有合理解释得以盖过,《聚焦》所作的努力就可能全部白费掉。

1、 “知识是一回事,信仰是另一回事”

“聚焦”是《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个特色专栏,由罗比担任栏目编辑,萨夏、麦克和马特担任组员。栏目拥有自主选题权、独立调查权以及相对自由的撰稿周期,原则上不受内部高层制约。但在新官上任的报社总编辑巴伦看来,“聚焦”小组不计成本、旷日持久的工作模式未必能使栏目本身抵御互联网以及阅读量指标的两相夹击。

巴伦:我现在更关注的是,要如何让读者觉得这份报纸不可或缺。

罗比:我觉得它已经做到了。

巴伦: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出于对“做得更好”导向的考虑,巴伦指派罗比及其团队紧跟一桩被雪藏的案件——天主教牧师吉欧根涉嫌性侵教区儿童,但最后结果却是不了了之。本是抱着完成任务心态的“聚焦”同仁们很快发现事件非同寻常,吉欧根案并非孤案,背后牵扯的同类项纷繁复杂,无力发声的受害者人数众多,且教会已经越过法律私下赔付并动用社会关系掩盖罪行。巴伦以及罗比团队很清楚,一旦向案件提出动议、要求公开密封文件就等于在当地承担控告教会的压力,用电影中的律师加拉贝迪安的话形容就是“教会的力量积攒了无数个世纪,你觉得你们报纸有这个资源来担当起这件事吗?”

一份报纸试图触怒主流基调,这显然是不明智的,然而“识时务”却从来不是对社会真正负责的媒体应持之立场。顽固势力的施压与掣肘从一开始就存在,但困难并未动摇环球报人对于信仰的坚守。波士顿的红衣主教劳告诉巴伦:“我发现,当一个城市里的各个机构都齐心协力的时候,这个城市就能变得繁荣。”巴伦反驳道:“就我个人观点来看,一份报纸要能最好地发挥它的功能,它就不能依靠外在的力量。”

2、对“上帝”说不

“如果你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穷小子,宗教就很重要了。若是神父能注意到你,那更是非同小可的。他会让你收集赞美诗或者倒垃圾,你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就像被上帝选中的宠儿。当他给你讲黄段子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但你们有了共同的秘密,于是你选择顺从,接着他给你看色情杂志,你也顺从。就这样,你一直顺从他,听他的话,直到某天他让你为他做不可描述的事情,你的顺从已成习惯,并觉得非做不可,只因他一手栽培了你。你怎么能对上帝说不呢?对吧!”

菲尔是受害者组织的成员,他告诉“聚焦”小组,像他这种自幼受到牧师性侵的受害人叫做“幸存者”,牧师的罪孽不仅损害了他们的肉体,更摧残了后者的精神,很多人不堪重负就选择轻生。牧师在教区受万众敬仰爱戴,形而上是“高大全”的化身,形而下又是权威的代表。当受害人向外界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时,非但不会有人管,甚至不会有人信,这种绝望是相当深刻的。

“聚焦”小组的麦克调查发现,牧师的目标群体多来自于贫困、不健全的家庭,这些孩子往往缺乏父爱,所以牧师更喜欢利用他们的羞耻心与自闭心来对其达成侵害。曾有教会内部工作者出于良知披露这些衣冠禽兽,但教会竭力败坏了举报者的名声,有威望的主教还亲自出面颠倒黑白。风波最终由教会联系律师与受害者私下达成和解,签署保密协议并给付少额赔偿,法律途径被规避,真相被刻意隐瞒,悲剧则周而复始、循环无穷。

更令人感到愕然的是,在波士顿地区犯有如此禽兽行径的神父远不止罗比们预估的十几人,而是八十七人,他们劣迹累累,却都受教会体系的包庇,以各种掩人耳目的套路免于惩戒并享受拥戴。很多人并不明白,教堂的确只是由人组成的机构,它是短暂的,但信仰可以是永恒的,这两者其实并不重合。

3、亡羊之道

在正常的社会,假使有正常的媒体生态,正常的司法介入,正常的公民凝聚力,真相和公理必然随之降临。可如果上述条件都不成立,只剩下权力肆意妄为、舆论默不作声、大众隔岸观火,则良性的社会秩序不会自动到来。

“教堂想让大家觉得里面只有几只害群之马”,实际上波士顿乃至更大范围的整个教会体系都是坏的。总编辑巴伦高屋建瓴地指出,如果不去从根上追查这个体系,教会仍会将那些涉嫌犯罪的教父重新送回教区。电影中有个了不起的细节值得注意——“聚焦”组员马特发现涉嫌性侵的牧师名单中有一人住得离自己家很近,便去察看了他的屋子,并拍了照片贴在家中,告诫孩子离牧师远些。这个细节是一种无声的震撼,马特无疑是在替观众意识到,那些被披露的厄运,其实随时会成为吃瓜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标配。

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聚焦”小组的视角实际上怀揣着一种对为教会洗地的律师的谴责情绪。现实中也的确有很多价值观缺失的专业人士,常在“专业知识”的赋权之下变得极其缺乏同理心,继而沦为恶行的帮凶。但当主角们真的质问“背德”律师麦克利什时,后者的回应却令这些新闻工作者猝不及防。原来麦克利什早就在几年前向《波斯顿环球报》寄过一份涉嫌性侵儿童的牧师名单,但媒体人只顾着寻常作业,对事件背后的社会现实置若罔闻。

恶性循环的链条由此清晰浮现:性侵恶行东窗事发,社区教众替神父向受害人施压;一部分受害人顶住压力向律师求援;律师独自向教会问责,被教会势力诋毁;律师继而向媒体寻求帮助,却遭到媒体的淡漠对待;律师只得与教会达成协议,至少能替受害人讨得少许经济赔偿。的确,这是恶棍们最喜欢看到的结果,但这个结果的达成却来自于“好人们”的共谋:习惯于明哲保身,习惯于寻找合理解释,习惯于将事件看作事件本身,以热度、时效性和浏览量评价一切,最终使得恶行愈发泛滥。

“聚焦”小组在牧师案背后所真正发掘的,是一个文明社会循序堕落的亡羊之道。如果那些怀揣正义感的律师一开始向罗比们寻求帮助时,后者能将媒体人的社会责任感看得更重一些,能意识到持续跟进直至解决问题才是避免悲剧重演的唯一途径,也许“好人们”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声音也会越来越有力。当罗比拿着涉嫌性侵的教父名单向大律师吉姆寻求认证时,吉姆义正词严地指责道:“你说得对,每个人都知道有罪恶发生,那你当时在哪里呢?你为什么耽误了这么久?”

电影的最后,“聚焦”专栏将教会丑闻大白于天下。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受害人拨响了“聚焦”小组的电话。望着办公室内接线员手忙脚乱的场面,罗比们无比震撼地意识到,正是他们这次的努力换来了普罗大众的信任,而真正意义上的欢庆与卸任之时仍然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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