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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教父彼得·蒂尔:创造性垄断让大众受益

2015年07月09日 10:36 转载自: 华夏时报(北京)   阅读:2522
作者: 王红   http://www.d1money.com/user/space?oid=20549

12岁即为国际象棋能手,全美排名第七,《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应该就是国人所说的“神童”。他打造了世界上首个电子商务支付公司 PayPal ,是 Facebook 第一个外部投资者,管理着价值高达百亿的投资基金。不过在美国,他最耀眼的光环不是亿万富翁,而是风投界最特立独行的“另类”。

彼得·蒂尔的标志性投资是投给那些“疯狂”的公司,比如制造可回收火箭的、移居火星的、研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制抗癌药物的等等,有些行业现在已经逐渐升温甚至炙手可热,但在当年,则是所有投资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高风险行业。在当下中国的创业投资大潮中,最让大家瞩目的是他推行的一套颠覆性的创投哲学。

要垄断不要竞争的创新者

《华夏时报》:你认为失败者才去选择参与激烈竞争,创新者应该选择垄断,这样排斥竞争、赞美垄断,颠覆的并不只是商业观。

彼得·蒂尔:我想垄断的理念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理解,创造性垄断是新产品,既让大众受益,又可以给创造者带来长期利润。竞争意味着大家都没有利润,产品没有实质差异,而且还要挣扎求生。在全球疯狂的竞争里面,利润回到0就消失了。比如在北京开一家中餐馆,赚钱很难,因为很多人在疯狂竞争。

但是为什么人们相信竞争才是健康状态呢?竞争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在整个社会中蔓延,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受到竞争吸引,我们经常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硅谷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总是反过来做,如果你追求大市场,会有大的竞争,因此首先开始一个小的市场,然后不断地扩展来增长。

《华夏时报》:难道不担心垄断会阻碍进步吗?垄断后会把资源和精力投入创新吗?

彼得·蒂尔:世界是动态的,还有很多领域没有被探索,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尝试去探索那些领域,去解决那些问题,成功实现垄断,对这个世界是有益的。当然你可以想象技术是危险的,可能让坏人掌握。但是我更关注未来,真正担心的是以后不会有创新了,如果我们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将会有经济增长,它可以解决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让政府的服务很便宜,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创新;同时如果我们有新的社区,比如说靠近海洋或者在火星上,这也是一种创新。我希望能够看到创新政府,政府和个人都有创新。

《华夏时报》: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怎样才能找到垄断的机会?

彼得·蒂尔:经常有人问我技术趋势,我想所有的趋势都是夸张的说法。我不喜欢说教育软件、健康软件或者大数据、云这些热门的词,它们可能是对的,但是它们对企业来说并不是很好的指导。企业要找的,并没有一定模式,不属于某一类。这是从0到1,有时候很难。

在中国,创业者面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模仿得非常快。因此需要考虑和美国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在美国如果创办一个企业,一个好的想法要与很多人商量,人们给你一些想法。可能不用担心人们会偷你的想法,有些美国人太傲慢,他们不认为别人的想法更好。我想中国不一样,如果你把创业想法跟很多人去说,可能有风险,别人也许很快把你的想法拿过去,你要谨慎才能够领先而让别人赶不上。

中国未来10年的挑战

《华夏时报》:从0到1和从1到N有什么不同?中国企业正处于哪一种发展模式?

彼得·蒂尔:从0到1就是做新的事儿,就是新东西、新技术,设计新企业模式、新的社交模式,重点还是技术上面,从1到N是不断模仿可行的方式。从0到1主要是技术创新,从1到N主要有关全球化,我想两者的结合才是最有力量的。中国从1到N做得非常好,在过去40年来,全球化做得比任何国家都好,跳过了很多阶段,非常快。

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中国今后十年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中国现在已经处在一个互联网前沿,在处于先进地位的时候,要取得进步需要创新。在过去十年里,也许中国95%的企业是从1到N,5%是从0到1,今后十年这个比例也许分别变为85%和15%。作为先进国家要创新,不能再模仿。日本模仿任何东西做得都很出色,但经济不增长了,中国有创业精神,而且人更多,日本犯的错误中国可以避免,中国可以做得更好。

《华夏时报》:你说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大潮特别火热,是否存在科技泡沫?

彼得·蒂尔:大家可能太注意美国,我们有一些灾难性的泡沫事件,包括上世纪90年代的科技泡沫,还有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所以在美国,我们经常被别人问到关于泡沫的问题,就是我们重复过去发生的事情——科技泡沫,人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谨慎。这个泡沫是一种社会现象,1999年,硅谷有37家技术公司IPO,我们认为当时没有泡沫。但在中国是非常难的问题,对公众来说,更多参与进来,但也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些泡沫。

对于这种泡沫的可能性,作为投资者、企业家们,不能简单看一下趋势是什么,应该自己来评估一下被投资公司。如果你简单看别人怎么说,这是不好的投资方式,你应该自己做决定。我想在中国的问题就是我们几十年来,都是一种模仿模式,而且这种模仿方式是非常好的。 大家对模仿并不感到羞耻,这是因为你成功,而且这也是值得做的,但是我想真正的挑战就是说在某个时间你可能想模仿一切,然后问题是大家都在模仿,你如何做你的事情,我想这就是一个对中国来说,在今后十几年的挑战,而且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尽管全球化还在不断模仿可行的时候,在过去40年可行,但是我想今后40年至少需要一些创新或者更多创新,可以有不同方式。

《华夏时报》:中国企业和创业者习惯了在“从1到N”中竞争和生存,我们离“从0到1”的创新还远吗?

彼得·蒂尔:中国人尝试新东西和成功的愿望,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强度。我们在中国不同城市访问,发现这些城市每一年都有很大变化,我想这是一种愿望,就是未来比现在更好,这是很大的动力。西欧已经不再期待未来比现在更好,中国认为未来比现在更好,可以努力地通过工作来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比如腾讯的移动应用,阿里的业务模式,有很多这样的创新;小米手机公司也令人印象很深,他们把各地生产的零部件组合起来,因为有非常好的技术,所以可以让手机价格非常低,是少花钱多办事,这涉及到某种类型的从0到1的创新。你可以指出很多像这样的创新在中国发生。

不能沉醉于自己的神话

《华夏时报》:所有的创业者、创始人都特立独行吗?你为什么告诫破坏式创新者不要树立一个捣蛋鬼的形象?

彼得·蒂尔:通常我们认为一个人对立的特质互相排斥,比如一个人不可能既贫穷又富有,但这常常发生在创始人身上: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名义上是百万富翁,手里却没有现金。他们有时愚不可及,有时魅力四射。当他们成功时,外界对他们褒贬不一。创始人事实上并不像他们所表现的那么极端。或许他们巧妙地夸大了某种特质?或者可能是其他人夸大了他们的特质?这些影响可能会同时显现。

比如维珍集团的创始人,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爵士,他是天生的商人:16岁首次创业,年仅22岁就创立了维珍唱片公司。但他的其他特色,比如特有的狮子般的浓密长发——就不那么自然,有人怀疑他并非天生如此。布兰森的其他极端特质养成之时(和衣着暴露的超模一起玩“风筝冲浪”是公关策略吗?还是只是寻欢作乐?抑或是一举两得?),媒体迫不及待地开始推崇他为“维珍之王”、“不容置疑的公关之王”、“品牌之王”以及“沙漠和天空之王”。当维珍大西洋航空为乘客提供含冰饮料(冰块形似布兰森头像)时,他成了“冰块之王”。

从霍华德·休斯、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科技界创业者身上,我们知道不要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我们需要独特的创始人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崇拜美国小说家安·兰德笔下那些不依赖周围任何人的“行动领导者”。她笔下的恶棍是真实的,但英雄是虚构的。创始人最大的危险是对于自己的神话过于肯定,因为迷失了方向。同样,对于公司,最大的危险是不再相信创始人的神话,错把不相信神话当作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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